目前省會級城市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1500元左右。”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向媒體公開表達的一條建議，引發多方關注。
關于最低工資問題，最近幾年屢被提及，但其中涉及到的幾大難點，始終沒有實質性突破。
第一個難點，是各地對最低工資標準的算法上不統一，有的是按當地月平均工資的一定比例計算，有的按其他方式計算。事實上是幾種方法混著用，哪種接近自己的偏好就用哪種。不僅絕對額低，而且標準不穩定；第二個難點，是政府對企業是否執行最低工資標準不聞不問，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此項指標是否被執行也不較真；第三個難點，是在機制上無法保證最低工資的實在意義——目前僅限于指導性建議，并不是強制規定，不僅相當一部分勞動者連這個底線也不敢爭取，而且還有不少打工者根本就不知道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省會城市最低工資1500元”引來爭議，焦點在于，還有不少企業懷有很強的“原始積累”心態，落后的理念，低層次的競爭，使企業陷于“你多了，我就少了”的簡單化思維。而政府在勞動者工資徘徊不前的事實面前，又沒有明確的態度，認識也停留在“交給市場”的初級階段，讓處于弱勢的勞動者，與處于強勢的資方進行自然博弈。
筆者認為，“省會城市最低工資1500元”的建議，具體數量標準尚可商榷，但是提升標準、強化力度的思路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尤其是各級政府在反思“以人為本”治國理念時要仔細研究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法無授權的情況下，政府雖然不能強行干預工資，但是卻可以通過政策性調控，間接扭轉企業“漲利潤不漲工資”的透支現象。因此，在政府的觀念里，“最低工資”的概念，應該有一個徹頭徹尾的改變。
那么，政府又該從何入手開始這樣的轉變呢？首先，對最低工資應該有個統一的算法，而不能一味“各取所需”；其次，擴大最低工資標準的宣傳，讓打工者不僅人人知道當前有這樣一項指標，而且在與老板商談用工條件時，盡量能夠借此取得主動；第三，推出鼓勵措施，對那些漲利潤也漲工資、為員工加薪積極的企業，實行必要的物質與精神獎勵，讓這樣的企業在美譽度上形成“滾雪球”效應，以吸引更多企業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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