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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間招聘的“洋員工”很難保證能適應企業需要，高薪的付出能否帶來同樣的效益也很難保證。國內多家銀行曾聘請有海外經歷的人員擔任行長、銷售總監等要職，但成功案例很少。
曾經風光無限的“華爾街”精英們，如今陷入失業求職的尷尬境地。突如其來的美國次貸危機不僅攪亂了歐美金融市場，更讓金融從業人員遭遇前所未有的職場危機。今年前11個月，美國金融業共裁員14.6萬人，是去年的三倍，甚至打破了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時裁減12萬個金融業職位的歷史紀錄。
雖然遠隔重洋，但中國并未能置身于次貸危機之外。如今，無論是國內貨幣政策的擬定還是股票市場的動蕩走勢，都難以擺脫其影響。當然，其中所醞釀的市場機遇也引起了中國企業的關注。
有觀點就認為，此次華爾街裁員事件給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中國企業可以趁著海外職場的“寒風”用較低的成本把海外金融精英納入懷中，實現中國金融業在技術水平、人才架構方面的重大突破。
客觀地講，這樣的觀點并沒有錯誤。但這并不表明華爾街的“失業精英”們就一定適合中國企業，如果僅僅因為暫時“低價”就大張旗鼓地包攬人才，恰恰違反了管理學的基本規則，甚至會造成事與愿違的結果。
對于境內企業管理而言，大量招攬海外高端人才引發的潛在問題有兩個：一是會危害企業舊有的管理架構，一批“元老級”員工因為“洋員工”的到來而被邊緣化，傷及企業筋骨；其二，“洋員工”的穩定性很難保障，一旦海外市場行情轉暖，又將會集體回歸歐美。一旦如此，就會給企業留下一個“爛攤子”，而且老員工人心已散，只怕“隊伍”就更難帶了。
更為關鍵的是，匆忙間招聘的“洋員工”很難保證能適應企業需要，實現合理的性價比。外籍員工的薪酬待遇要遠遠高于國內員工，紐約證交所主席賽恩在接掌美林證券后，其年薪高達5000萬美元。但是高薪的付出，能否帶來同樣的效益就很難保證了。
以銀行業為例，國內多家銀行曾聘請有海外經歷的人員擔任行長、首席產品官、銷售總監等要職，但成功案例很少。中國本土銀行第一任“洋行長”——深圳發展銀行原行長韋杰夫，在上任423天后就因種種原因黯然辭職。而美國前副財長、深發展現任董事長法蘭克·紐曼自2005年8月入主以來，盡管采取了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但很多政策和措施依舊顯得水土不服。但與兩人并不突出的業績相比，韋杰夫的年薪超過200萬元，而紐曼甚至高達600萬元。
即便中國企業這次有了“抄底”的機會，但誰能保證“抄”到的就肯定是“底”呢？不久前中信集團與深陷危機中的美國貝爾斯登公司進行了合作。同樣是一筆看似劃算的買賣，但誰也無法保證貝爾斯登已經擺脫了次貸風險的影響。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人敢斷言次貸的風險已經得到遏制，那么深陷次貸之中的貝爾斯登又怎能做到明哲保身呢？
所謂“危機”，當然有“危者，機遇也”的含義，但同時機遇畢竟與危險并存一身。中國企業向國際化發展的確是大勢所趨，但絕不意味著可以“一步登天”，面對次貸危機帶來的“誘惑”，需要的仍是謹慎處之，且不可因為“便宜”而失去理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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