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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促進節約集約用地和依法嚴格管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會議針對近年來一些地方違法違規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并呈蔓延之勢的現狀，對幾種土地違反違規的行為進行特別強調。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再度成為規范的重點。(12月11日《新華網》)
早在“小產權房”購銷兩旺之際，建設部就出面提醒“小產權房”的不合法性。此番國務院常務會議再度將嚴禁“小產權房”交易提升到強化土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用地的高度，說明國家對于“小產權房”的規范力度會進一步加大。
耕地保護系于集體土地，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說諸如“小產權房”、“以租代征”這些變相將集體土地轉化為建設用地的違法違規行為被明令禁止，也就勢在必行。但問題是，之所以農民在“知其違法”的前提下，依然有動力進行“小產權房”交易，是因為：通過這種途徑，農民才可以為他們安身立命的“資本”自己定價，并且可以確保自己能夠完全享有土地所帶來的收益。這種情況下，“小產權房”購銷兩旺，有關部門調查顯示73%的農民愿意或者比較愿意以“以租代征”的形式出讓土地，也就不難理解了。
不論是不合法的“小產權房”還是不合法的“以租代征”，農民在享有集體土地所帶來收益的同時，也并沒有失去對土地的最終控制權，因為“小產權房”無論怎樣流轉，農民都可以通過司法訴訟收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權”。北京市通州法院確認藝術家購買的“小產權房”合同無效、不受法律保護就是最好的證明。同樣的道理，出租出去的土地，不僅能夠為農民帶來細水長流的租金收益，也讓控制土地的主動權牢牢握在農民手中。
與這些“參與違法”相對應的，是農民對于征地過程違法的“零容忍”。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一旦土地被征用，農民將徹底失去對土地的控制權，他們只能以獲得征地補償這種“一次性交易”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失去安身立命資本的農民必然會讓這“一錘子買賣”最大限度維護自己的利益。但農民對于自己可以掌握控制土地主動權的“違法違規”的“熱情參與”則不然，它是可以反復生財的“多錘子買賣”，農民自然會熱衷此道。
我愿意將這樣的“違法悖謬”稱之為當代中國身份政治的體現。事實上，依附于集體土地的農民，在戶籍制度的藩籬之下，無從享受和城市人一樣的“國民待遇”，比如社會保障、就業機會、社會救濟等，而他們卻要確保包括城市人在內的所有人的“糧食安全”，只能將大多數土地限定于耕地甚至基本農田的范疇，進而在“低收益”的狀況下默默為社會穩定犧牲或者無償貢獻自己的利益。
但是，隨著法律的完善和中央對民生問題的關注，由戶籍、土地歸屬等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所設定的“身份政治”，正在遭遇著權利覺醒一輪又一輪的沖擊。不合理的成本分擔、風險劃分以及責任承擔制度，已經開始讓農民以各種方式來對不合理的制度說“不”。如果由于農民的弱勢，使得這一群體還很難通過參與甚至影響政策制定的“用手投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的話，那么諸如“小產權房”交易、積極參與“以租代征”，則是農民在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們在解決“小產權房”外賣這類問題時，不能一禁了之，應在規范“小產權房”交易的同時，關注城中村失地農民的各項利益和權益保障，解決農民的合法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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