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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京報》社論就廣東開平土地違法案進行了評論，指出只有讓失地農民真正成為監督、制約政府的“主力”，才能保證政府對公民負責。我以為此觀點值得商榷。固然，失地農民與土地距離最近，便于監督，但實際上這在現實中很難落實，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失地農民難以洞悉土地違法中的“貓膩”。很多時候，失地農民都是被蒙在鼓里，有些地方政府違法的手段多樣，缺少相關知識的農民對違法行為缺乏鑒別能力。不僅難以識破騙局，而且很有可能還為到手的一點小錢而對地方政府感恩戴德。
其次，失地農民缺少與權力博弈的資本。所謂的監督，實際是監督權力，監督的過程也是博弈的過程，但是，實際上能與權力相抗衡的力量歸根到底還是權力，而失地農民相對地方政府而言，沒有足夠的力量。
再者，土地違法往往不是一級政府、一個部門的違法，而經常與多級政府或多個部門有關聯，比如，開平市兩屆市委班子和國土資源局等多個部門一起違法，這就使得農民舉證難、投訴難。而且，因為是“團伙作案”，就很可能使違法現象被農民覺察時已經合法化。
我認為，開平土地違法案之所以能非法批地近3萬畝，欺上瞞下對抗國家和廣東省的主管部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權力監督、制約缺失造成的。地方政府非法批地膽量越來越大,要么是心存僥幸,要么是有保護傘罩著，否則不會如此張狂。因此，監督的主體只能交給權力監督部門，失地農民只能作為監督的一部分，不能作為“主力”去沖鋒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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