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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已經連續第三年增長；但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對外資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也在持續增長。無論“全球化”的聲浪如何響遏行云，各國政府有動機也有權利為了增進本國利益而制定促進或限制外資的政策。
10月16日，聯合國貿發會議和商務部投資促進局等機構在北京發布了《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已經連續第三年增長；但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對外資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也在持續增長。2000~2006年，各國政府實施的限制外資政策數目依次為3項、14項、12項、24項、36項、41項和37項，占當年世界各國新發布外資政策總數的比例依次為2%、6.8%、4.9%、9.9%、13.3%、20.0%和20.1%，而這項比例在1992~1999年間最低為0，最高為14.0%(超過10%的只有1996年和1997年)。
限制外資政策為何抬頭？對此可以從兩個層次考察。這種態勢首先可以追溯到近幾年的初級產品牛市。所謂“限制性政策”無非是一種爭奪，爭奪的對象只能是有價值的東西，價值越高，爭奪越激烈。這樣，其他條件相同，大宗初級產品(特別是戰略性資源)市場價格高漲之時，不僅東道國或原投資者奇貨可居而抬高出售價格，東道國朝野上下反對“廉價出賣國家資源”的思潮也必然抬頭。
進一步深入追溯，我們可以看到，對外資的限制性政策植根于人性和國際社會的本質之中。無論“全球化”的聲浪如何響遏行云，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利益單元。各國政府有動機也有權利為了增進本國利益而制定促進或限制外資的政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利弊皆有，最終影響取決于國內國際的總體環境，而且這種政策環境又是輪回演變的。在一個外資普遍受限制的世界上，一個國家如果對外資采取鼓勵性措施，那么，該國將處于非常有利的談判地位上，其政策的鼓勵性程度無需太高，外資就會趨之若鶩，也不會向東道國要求太多非分的利益，東道國從中受益將遠遠超過付出的代價。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這種利益而加入外資自由化的行列，所有東道國面對外資的談判地位都趨向削弱，不得不競相提高政策的鼓勵性程度，致使外資從中受益份額上升。發展到一定時期之后，引進外資的成本日益顯著，外資從中受益的份額又持續提高，以至于東道國得不償失，對外資政策的反彈也就開始了。其他條件相同，此前對外資優惠力度越大，外資參與東道國經濟越深入廣泛，反彈越強烈。而率先反彈的國家從中的受益將超過付出，吸引越來越多的東道國效仿，至此完成了一個輪回，并成為下一輪輪回的起點。
既然如此，那么中國應當如何作為方能最大限度受益？我國具有雙重特征，既是全世界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對外直接投資大國，這一特征決定了我們的外資政策不可能選擇鼓勵或限制的兩個極端，而必須在兩個極端中選擇適當的平衡，并根據國內外環境加以調整。作為一個以對外資曾實行超國民待遇的國家，我們需要理直氣壯地重申外資政策的主動權，我們已經通過了旨在實現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全面消除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在以我為主的前提下，我們也沒有必要對外資采取過多的限制措施。
與此同時，面對限制外資政策增長的趨勢，我們正躍躍欲試籌劃海外投資的企業們也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為了自己投資的安全，為了自己投資成本不至于過高，仔細選擇投資的產業、國家和時機。特別是投資戰略資源行業的企業，其他條件相同，該種資源市場行情疲軟時才是參與的好時機，一方面降低收購的財務成本，另一方面東道國朝野的反對聲浪也會低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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