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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債風波之后，“美金、黃金、黑金”的大幅波動和連破紀錄的激烈表現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惡化影響。經濟周期錯配，霸權非穩定性和制度安排缺失是“三金異動”、金融生態惡化的深層成因。這毫無疑問引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風險，但在更深入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的過程中，中國可預期的有所作為將為一個全新的全球金融生態生成提供幫助，并給中國經濟的“實力崛起”帶來有利支撐。
次級債風波打開了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潘多拉之盒，當焦點依舊聚集在這一導火索本身的時候，全球范圍內金融生態的整體潛在惡化受到了些許忽視。實際上，以“三金異動”為代表的國際貨幣體系紊亂正在悄然成為最大的宏觀風險因素之一。
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國際貨幣制度、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及由習慣和歷史沿革形成的約定俗成的國際貨幣秩序的總和”。作為全球各國經貿往來和資金融通的貨幣舞臺，成熟的國際貨幣體系有著儲備資產安全、匯率制度穩定和收支調節有效三個層次的內涵。然而，次級債風波之后“美金（美元）、黃金、黑金（石油）”走勢方向有別的大幅波動和連破紀錄的激烈表現給三個內涵層次都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惡化影響。
9月中旬，紐約商業期貨交易所原油期貨飆升至80美元以上的驚人高位；美元指數以79.34的數字跌入15年低點，美元對歐元更是貶至1.3914（美元/歐元）的歷史新低；黃金價格在連續大陽之后也一舉躍上714.40美元/盎司的16個月新高。在以美元為主，多種貨幣為輔的國際標價體系和支付體系之下，美元在波動中的大幅貶值帶來了硬通貨缺乏的尷尬；在以美元資產為主，黃金、石油為重要補充的國際儲備結構下，“三金”標價此消彼漲的不確定性大幅增強給儲備安全帶來了較大沖擊。
透視國際貨幣體系紊亂，“三金異動”不僅各有特色成因，還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次級債風波引致的信貸緊縮和市場動蕩是美元貶值的直接動因，經濟周期性放緩、雙赤字和貨幣政策可能轉型則構成了深層動力。對于石油價格而言，OPEC增長50萬桶遠遠無法緩解供不應求的困境，庫存不足、氣候變化、政治動蕩、運輸問題等則是火上澆油的助漲因素。而黃金市場的火爆主要歸因于全球性通貨膨脹抬頭帶來的避險需求旺盛。互動地看，三者環環相扣，石油是以美元標價的，這意味著就算假定石油“價值”不變，美元貶值也能直接帶來油價上漲的價格效應。“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黃金雖然已經不再與貨幣血脈相連，但其與生俱來的潛在貨幣屬性使其不自覺地充當著隱性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儲藏載體的功能，這使得美元貶值和金價上漲變成了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從割裂的局部聚焦到“國際貨幣體系紊亂”之整體，經濟周期錯配，霸權非穩定性和制度安排缺失才是“三金異動”同時出現、金融生態潛在惡化的深層成因。
首先，國際貨幣體系紊亂是世界經濟周期結構性差異的必然金融產物。某種程度上看，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的崩潰實際上不過是試圖突破“特里芬兩難”瓶頸的制度變革，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并沒有由于與黃金的分道揚鑣而徹底改變，支撐美元“含金量”的深層要素由貴金屬變成了美國經濟實力和增長貢獻。匯率追根究底是經濟基本面對比的貨幣倒影，其升貶反映了經濟周期的相對趨勢變化。過往透支性的財政貨幣政策搭配將美國經濟推高至均衡增長路徑之上，次級債風波不可避免地引致了滯后性趨勢回歸，而與此同時，歐洲在基礎結構調整蟄伏后的強勁反彈，新興經濟體于起飛過程中的蓄力追趕都令人注目，世界經濟增長的周期性結構表現為美國陡然下行與其他主要國家持續上行的擦肩。這種結構特征動搖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美元主導地位的不斷弱化帶來了不可回避的短期紊亂。
其次，國際貨幣體系紊亂是霸權非穩定性的必然結果。著名經濟學家Kindleberger曾在《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中描述了霸權作為經濟金融穩定器的另類作用，其“若要使世界經濟變得穩定，必須要有一個穩定者，且只能有一個穩定者”的觀點在現在看來多少有些失之片面。美國在世界經濟運行中的霸權、OPEC在全球能源博弈中的霸權，并沒有導致經濟和諧增長、金融整體安全、石油價格穩定的“公共產品”供給充足。權力的不對稱反而給現實經濟世界帶來了種種“道德風險”，在貿易政策上，美國一方面坐享身處利益鏈條上游的潛在利好，另一方面卻又通過增加貿易壁壘的方式擠壓貿易伙伴利潤空間，袒護國內保守落后勢力的不正當競爭。在能源問題上，OPEC的石油酋長們則利用產能控制無情盤剝著世界經濟的增長紅利。在缺乏權力制衡的無序市場中，霸權增加了個體理性凌駕集體理性的可能，增強了“內部問題外部化”的趨向，給金融秩序穩定維持帶來了不確定性大幅增強和博弈均衡惡化導向的結果。而國際貨幣體系紊亂不僅是這種霸權非穩定性的直接產物，也是多邊勢力崛起中“反霸權運動”重新分配影響力的先兆。
最后，國際貨幣體系紊亂是制度安排缺失的必然產物。1976年牙買加協議的簽訂將歷史導入了一個浮動匯率盛行、黃金非貨幣化的“沒有體系的體系”。這種“無政府”的“超然自由主義”在面對市場失靈和多邊博弈之時顯得力不從心，全球范圍內各國政策搭配選擇的監管和約束缺失使得“搭便車”傾向嚴重，治理全球性通貨膨脹、促進全球資源配置優化等一系列公共義務在信任缺乏中經常無法得到全力履行。而在次級債風波之類的全球性風險事件面前，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性機構由于制度性缺陷更是難以承擔起“最后擔保人”、“最后貸款人”和“有效信用中介”的拯救職能，使得風險在跨國界、跨市場傳染中無法得到及時的有效控制。這種制度安排缺失使得次級債風波帶來了國際貨幣體系紊亂的必然結果。
對于中國而言，國際貨幣體系紊亂毫無疑問引致了經濟增長的外部風險，國際貿易開展受到標價貨幣波動的震動，外匯儲備管理受到資產結構異動的約束，匯率制度改革受到國際壓力加大的制肘，通貨膨脹治理受到全球通脹失控的作用，經濟增長轉型受到金融風險積聚的影響。雖然不確定性的整體增強給中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同時實現帶來了諸多挑戰，但值得強調的是，挑戰之中也有機遇，中國貨幣當局謹慎收緊的穩健操作將為中國政策國際形象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提供助力，在調整中穩健前行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也將為人民幣貨幣地位的上升形成支撐。在更多、更有效、更深入地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穩定重建的過程中，中國可預期的有所作為將為一個有彈性的、多邊制衡的、保障制度完善的、內生風險較小的全球金融生態生成提供幫助，并給中國經濟在貢獻度增強過程中的“實力崛起”帶來有利效應。
（作者為金融學博士，供職于ICBC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