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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自家生產的食品可能有危險卻隱瞞不報，這樣的缺德商家可能面臨最高50萬元的罰款。《北京市食品安全條例(草案)》昨天接受市人大常委會一審，這部創制性立法將在北京建立食品安全召回制度。（《北京晨報》7月25日）
近年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似乎與問題食品時常相伴。從“蘇丹紅”風聲鶴唳，“強生”膽戰心驚，果凍扼殺幼小生命，PVC保鮮膜含致癌物質，再到雀巢奶粉碘超標和可比克薯片大腸菌群等嚴重超標等等。一個接著一個，有毒食品層出不窮。
而縱觀國內數起問題食品出事后，作為受害主體的消費者，到目前為至，還沒有一家食品企業在產品出現問題后，馬上承諾召回，而頂多給消費者一個道歉，就算作最高獎賞。
在這種背景下，北京市人大審議立法草案，將推出食品安全召回制度，這對廣大消費者而言，實屬一件幸事。不過，筆者以為，我國食品召回制度建設，猶如是剛剛會走路的嬰兒，尚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形成制度的法治土壤，還不具備充分條件，要想健立健全食品召回制度，至少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國家應有統一的食品召回制度。眼下，上海、廣州、重慶、河北、大連等地都相繼出臺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由于沒有統一標準作參照，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形成了食品召回制度混亂現象。雖然，早在1995年，我國已出臺了《食品衛生法》，然而，在我國現行的涉及食品衛生、安全的法律法規中，至今都未曾對食品召回制度作出明確規定，食品安全問題上的強制性不夠，在查封、召回、處罰等多方面的處理機制上缺乏詳細的規定。
其次，缺陷產品召回范圍的界定。對于“問題食品”范圍的認定，需要相應的標準可資判斷，可以說是一件復雜而艱巨的任務，它也是食品召回制度的核心內容。監管部門如果要強制企業召回某種食品，既要有法可依，更要有標準可循。對于問題食品認定問題，美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在美國，食品召回制度分為三個等級：“一級召回”針對可能導致難以治療的健康損傷甚至致死的產品；“二級召回”針對可能對健康產生可以治療的暫時影響的產品；“三級召回”針對不會產生健康威脅、但內容與標識不符的產品。同時，每一級召回都有相應的召回法則。
此外，需要有獨立監管部門。目前，國家農業部、衛生部、藥監局等部門都有職責監督食品生產經營的某些環節，其結果是導致了管理交叉、職責不清、相互扯皮和互相推諉的現象大量存在。世界上最早實施食品召回制度的美國，是通過食品分類來確立主管部門。目前，美國主管食品召回部門僅兩個，即農業部和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前者負責肉禽蛋等農產品召回，后者則負責余下的所有門類食品。加拿大則更為直接，該國于1997年新成立食品檢驗局，一改原有的聯邦食品監督體系中存在的不足，承擔了所有與食品安全性相關的監管責任。
因此，要想使食品召回制度走上“快車道”，一方面，國家應盡快出臺統一的食品召回制度，以確保從法律的角度，來維護消費者的權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大膽借鑒國外做法，減少監管部門數量，明確獨立的監管部門，制訂出缺陷產品召回范圍的界定范疇。惟此，才能避免消費者陷入“禍從口入”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