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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與保險成本相關性較大，即特別惡劣的安全違法行為作為分級變量，而一般的安全違法行為可以供保險公司核保時參考。
最近，保監會對《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費率浮動暫行辦法（草案）》征求意見，其中，“交強險費率與每位車主的交通事故和違章記錄掛鉤，實行上下最高30%的浮動”這一條文引起廣泛的關注。
交強險費率浮動辦法比較粗糙
為了使交強險費率符合充分性、合理性和公平性等原則，必須同時考慮影響保險的從人、從車、從地域等因素。而交通肇事和安全違法行為就屬于影響交強險保費的從人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根據駕駛人的肇事和安全違法行為記錄來實現交強險費率浮動，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但這并不意味著保險公司可以采取它所愿意采用的任何變量對保險標的進行分類。保險公司選擇風險分級變量，必須從精算、經營、社會以及法律等多個角度統籌考慮選擇標準，至少滿足相關性和可控性等要求。顯然，在這兩方面，目前交強險費率浮動辦法則顯得比較粗糙。
不宜將所有的交通違章行為都納入
從精算的角度看，分級變量的選擇必須與保險成本相關，即具有相關性。保費價格精算事實上直接與肇事的發生幾率和索賠期望有關，因此，對投保人的獎懲只能與肇事記錄相聯系，而一般不能與駕駛員并未發生肇事事故的安全違法行為相聯系。
即使想抑制肇事事故，將安全違法行為納入獎懲規則，也應當嚴格限制，只將那些嚴重的主觀性的違法駕駛（例如，酒后駕車）行為納入該規則，而不能將邊界無限擴大，將一些非主觀的一般違章違法行為也納入進來。
保險部門一方面可以支持交通管理部門嚴格交通執法，加強對酒后駕車等違章行為的打擊力度，另一方面對酒后駕車的被保險人給予保費上的懲罰，在同等條件下費率上浮30%，也不為過。換句話說，像酒后駕車這類的違章行為和保險成本具有較大的相關性，可以作為分級變量。
但其他的很多違章行為則和保險成本相關性并不大。據一項調查，2006年12月11日至20日，北京違章次數最多的五種行為分別是違反規定停放車輛、超過規定時速50%以下、未按照指示行駛、違章進入非機動車道和未按照禁令行駛。對于一般性的違章行為，如果沒有肇事，保險公司也就不用支付賠款，不會增加保險公司的保險成本。也就是說，這些一般性的違章行為和保險成本增加二者的相關性不大。
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和德國將違章行為作為車險的分級變量。其中，美國的安全駕駛人保險計劃依據被保險人的駕駛及肇事記錄，對其保險費加以調整，以期使被保險人所應負擔的保險費能更趨于公平合理。但美國并不是將所有的安全違法行為作為分級變量，而主要將導致肇事或其他特別惡劣的安全違法行為作為分級變量。
要注意違章行為的可控性因素
從社會的角度看，一個好的分級變量必須得到社會的認可，這突出表現在“被保險人是否可以控制”上面，即具有可控性。如果說肇事記錄具有可控性比較好理解，那么安全違法行為卻不那么容易肯定了。由于駕駛人的責任心和法制意識、執法水平、城市規劃等綜合原因，中國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已經具有普遍性了。
據統計，2006年前10個月，北京市始終遵守交通法規的車輛比例僅占0.4%，有過違章行為的車輛比例竟高達99.6%.如果說個別人的安全違法行為主要和其責任感不強和法制意識淡薄相關，但若將群體性的安全違法行為都歸咎于個人自身，則顯得不近情理了。事實上，群體性的安全違法行為背后更多的是交警的執法水平和城市道路規劃存在的問題。
以北京市為例，很多道路設計不合理，限行或限速的路段混亂不堪，道路交通警示標志不明顯，這些成為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的重要誘因。有媒體甚至報道，在北京某小區，居民開車不違章回不了家，原因在于，有關方面沒有設計進小區的機動車道，想進入小區必須在非機動車道上逆行。
另外，交警的管理水平不高也是安全違法行為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有的交警甚至不是站在明處進行提示，而是藏在暗處等著給違章司機開罰單。這樣，在嚴格執法的名義下，執法者把自己粗放管理的成本和后果巧妙地轉嫁到司機身上。
因此，只有道路設計合理可行，交通標識醒目且有預見性，交警的指揮及時到位，交通指揮的信息化水平更高，才不會出現群體性的安全違法行為。只有那時，被保險人對交通安全違法行為才會具有更大的可控性。否則，在被保險人自身難以控制安全違法行為，甚至安全違法行為幾乎成為必然的時候，保險公司以此作為分級變量，就難以發揮預防保險事故發生的經濟激勵作用。
因此，筆者建議當前主要將與保險成本相關性較大，即造成肇事的安全違法行為或特別惡劣的安全違法行為作為分級變量，而一般的安全違法行為可以供保險公司核保時參考。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