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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溫州市中級法院近日在終審裁決中維持瑞安市法院一審判決，判定瑞安市珍味樓酒店收取供貨商的“進場費”屬商業賄賂。（《檢察日報》2月25日）
商業賄賂之所以有一套盛行多年的“潛規則”，正是因為對商業賄賂構成要件的認定一直模糊不清。比如說，醫生收取的紅包算不算商業賄賂？醫院收取的藥品經銷商回扣算不算商業賄賂？學校收取的擇校費算不算商業賄賂？這些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界定，以致醫療、教育等領域“紅包”、“回扣”盛行。溫州此次的判決，正好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提出這樣的設問：商業賄賂的懲治范圍能否盡快將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包括在內？畢竟我國不是實行判例法的國家，如果不盡早擴大商業賄賂的主體，溫州的判決只能是個孤例。
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中規定的商業賄賂主體都是指的“經營者”，通俗一點說，就是做生意的。那么，醫療機構算不算“做生意的”呢？醫生算不算經營者的一分子呢？這些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醫院既不算是國家機關，又沒被明確歸入經營者的行列，與此相對應的是醫生身份的模糊不清。這種身份模糊帶來的后果是，醫療領域的紅包回扣一直無法清晰定性，是屬于刑法上的賄賂呢？還是屬于商業賄賂？可以這么說，醫療領域的紅包回扣之風愈演愈烈，與法律上對其性質認定的真空有著莫大關系。
2005年，瑞安市人民醫院藥品回扣案曾震驚全國。該院有56名醫生收取了醫藥代表110多萬元的回扣。案發后，該醫院多名受賄數十萬元的醫生只受到了行政處罰就草草了事。當時媒體上就曾認為這個案件的查處對打擊商業賄賂“潛規則”具有積極意義，但兩年過去了，醫療領域的紅包回扣之風卻不曾因為瑞安市人民醫院藥品回扣案而有絲毫收斂。究其原因，正是因為2005年的判決并未促使立法機關對醫院、醫生在受賄主體上作出清晰的認定，醫院和醫生的受賄行為依然處于法律監管的真空狀態下。
對于醫的性質和醫生的身份，民間的爭議可以繼續。但作為立法者，卻不應該被民間未決的爭議裹住手腳，在受賄主體的認定上，要盡快給醫生和醫院一個明確的身份。既然現在的醫療領域市場化氣息已如此濃烈，將醫院認定為經營者似乎并無不妥，同樣，將醫生認定為經營者的一分子也是順理成章。身份一旦明確，醫療領域的紅包和回扣就能納入商業賄賂的懲治范疇，同樣，學校的擇校費等潛規則下盛行的收費，也有了從法律層面上進行監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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