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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10 作者：鄧聿文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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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表示，擴大內需是今年宏觀調控的突出任務。為此，國家將促進城鄉居民收入進一步增加，合理調整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
從1998年以來，每年宏觀調控的主題都是擴大內需，但是，內需卻年年啟而不動。內需不振不在于投資，而在于消費。資料顯示，近幾年，我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連續大幅下降，從2000年的73%降至2003年的37%。2004年后雖略有上升，仍遠遠低于投資的水平。目前，我國投資率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高近20個百分點，消費率卻低近20個百分點，投資與消費的增長極不和諧。消費率的偏低以及由消費所決定的內需的不足，有其特殊的原因。
某種程度上，中國目前面臨與以前發達國家經歷的發展階段完全不一樣的情況：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就進入信息化，還沒有完成市場化就進入國際化。中國的人口問題也是發達國家所沒有的，因此，在迅速的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過程中，造成諸多不合理的問題，包括搞大規模建設，因而，投資要遠遠大于以往的發達國家是肯定的。就此而言，消費率偏低有其客觀必然性。
但是，僅此還不足以解釋中國消費水平長期偏低的問題。消費增長之所以很慢，與以下三個因素密切相關。
首先，與人們的工資收入不高，特別是工資增長太慢有關。收入決定消費，有什么樣的收入水平就有什么樣的消費水平。我國工資收入占整個GDP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大概在10％多一點，尤其是農民工工資十幾年沒變。而世界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工資收入占的比重則高得多。另外，工資占企業成本比重更低，我們是20％，美國等發達國家是50％-60％。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力價值會處于不利的地位，而剩余價值會占有更大的份額。這樣的分配格局，一方面會刺激投資更快增長，同時也會導致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下降。
其次，內需不振還與政府在公共產品和服務上的供給短缺和資源性產品漲價有關。制約消費的不單是收入，還有失業、住房、養老、醫療、教育、保險等，如果人們在這些方面的預期消費支出增加，即使家庭總收入增加了，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費。但恰恰是在上述諸方面，老百姓的預期比較差。前些年，政府光想到要擴大內需，把老百姓的錢掏出來，于是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上出招，并美其名曰“市場化”。按理，政府一只手伸向老百姓口袋的同時，另一只手要為老百姓建設遮風蔽雨的社會保障，兩手都要硬才行。但我們的問題卻是政府該給老百姓做的事沒有做好，公共產品和服務嚴重短缺，以致老百姓不得不自己掏錢來購買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這些年來公共產品特別是由壟斷企業提供的資源性產品不斷漲價，也大大壓縮了人們的即期消費支出。
再次，消費不足也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向財政傾斜以及政府支出增長過快有關。近10年來，財政收入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2006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37636億元（不含關稅、契稅和耕地占用稅），比上年增收6770億元，增長了21.9%。在一定時期國民收入恒定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居民收入增速就相應放慢，事實上，近15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基本落后于財政收入增長，差距約達10個百分點。
國家財政的最終目的還是用于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但從財政支出的結構來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業費這一塊。最近10年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經濟建設支出的增長減緩，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下降，社會文教衛生支出比重基本未變，而行政管理費支出增長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從原來的13%左右提高到目前的19%多。為保證政府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和公民，政府行政管理費適當增長是應該的，但既然是納稅人的錢，稅收就更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真正用到社會事業上，多花一些錢解決像基礎教育、基本醫療以及社會保障這樣的問題。
當然，上述制約內需擴大的因素是互相影響著的。因此，要振興消費，擴大內需，主要途徑是擴大就業，提高人民可支配的工資收入。在此基礎上，使國民收入的分配向老百姓傾斜，減緩國家財政的增長速度和資源性產品的漲幅，并使財政支出優先滿足于老百姓的需要，增強國家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使老百姓能夠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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