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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近關于民營企業的一場爭論談起
１１月１７日，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胡德平在南京“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論壇”上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談了他對民營企業發展的一些看法。《南方周末》以《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為題報道了這次專訪，遂在社會上引起關于民營企業“第一桶金”問題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據我所知，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用過“第一桶金”的說法，但類似的思想在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分析中有清楚的闡述。《資本論》第一卷第２４章“所謂原始積累”是這樣引出這個問題的：“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像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馬克思以英國為例，列舉了１５世紀以來對農民土地的剝奪、血腥的勞工立法、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工業資本的形成等過程，意在說明資本原始積累的核心要素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土地）的強制分離，造成了最初的近代意義上的無產者和資產者。
“原罪”的英文原文是“original
sin”。“sin”的本意是罪、罪孽、罪行，尤指觸犯宗教教律的瀆神罪行。基督教主張原罪說，即是說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們的罪先天地來自其祖先——亞當與夏娃。他們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恥之事。基督教原罪的觀點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的新教領袖那里更是獲得了極端的發揮，他們索性說，任何人生來即是惡人，只有篤信上帝，才可能獲得靈魂的拯救。馬克思在討論資本原始積累時也談到了“原罪”的問題。他是這樣說的：“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時，就像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中堅人物，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于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注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于原罪的故事則向我們揭示，怎么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掠奪、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
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觀點，出于建構其剩余價值理論的需要，在科學上并非無懈可擊。但這不是本文的關注重點。引證上述文字是想說明，這位思想家１００多年前說的東西與今天中國的現實并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就民營資本而言，中國民營資本的原始積累有自己獨特的社會語境，和馬克思當年論述的英國全然不同。中國曾經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制度，排斥市場經濟，不承認民營經濟存在的合法性。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民營經濟仍然是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蹣跚而行。事實上，這正是胡德平在回答《南方周末》記者關于民營企業提問時想表達的最主要的擔憂：我們是不是給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和健康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制度保障？
當然，沒有人否認某些民營企業家創業之初的“第一桶金”可能來的并不光彩，但細究起來，這些不光彩往往是和現存體制的缺陷聯系在一起的。比如，有的私企老板賺到的第一筆錢可能就是賄賂政府官員從而拿到某個項目、某個工程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私企老板個人的賄賂行為固然可惡，但更大的“原罪”卻是現存體制本身，是這個體制的種種缺陷為掌握一定權力的人濫用權力牟取私利提供了可能。因此，我的觀點是，要從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看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及曾經出現、或目前仍然存在的問題，簡單的道德評價無助于研究的深入。我相信，中國當代市場化進程中提供的豐富素材，包括民營企業成長中經歷的風風雨雨，足以總結中國版的民營資本原始積累藍皮書。
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談“原罪”，那么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權貴資本在導致中國市場化進程發生扭曲的“原罪”作用，要比研究某些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行為重要得多，也根本得多。權貴資本是權力與金錢結合而成的資本形態，它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重要角色，但好像還沒有哪位經濟學家對此作過深入的研究。或許，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而與政治學和政治哲學有關。如果我們沿用馬克思原來的意思，把“原罪”理解為經濟學意義上的不勞而獲，那么權貴資本才是真正的、更加典型的“不勞而獲”，因為它沒有付出任何代價，甚至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僅憑手中的權力，就可以坐享其成。我以為，真正需要清算的，是這種類型的“原罪”或“第一桶金”，因為它正在造成“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造成“一部分人積累財富，而另一部分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這種可恥的現象。所有這一切突出表明了我們這個社會現存的不公正或不平等。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說明執政者也意識到了減少以至最終消除這種不平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化進程的深入正在召喚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后者不但將把權力和利益的關系納入到一個全新的制度渠道中梳理、解決，而且將為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護。——我想，這也許是我們可以從最近這場爭論中引申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