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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物價”的當務之急，在于是否能持續地、穩健地推進相關行業的體制改革。國家應當從宏觀上把握，從價格形成機制入手，優化市場競爭主體，杜絕和防范部門壟斷利益要挾市場價格，逐步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價格。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第四季度例會日前在北京召開。這次例會認為，應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本外幣政策的協調和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保持價格穩定。（新華社12月25日電）
相關部門對物價的擔憂不無道理
應當承認，央行提出“保持價格穩定”的貨幣政策執行目標，是基于目前經濟運行現狀做出的一個理性預期。近一個月以來，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的糧油漲價幅度一度達到10％，同時山東、河南等糧食主產區的糧價（尤以小麥為最）也出現了大幅度的上漲。日前，國家統計局在其發布的月度形勢報告上也顯示，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1.9%，食品價格上漲3.7%，其中糧食價格上漲4.7%，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7.6%，這是自2005年3月以來中國消費價格指數再次上摸近2%的高點。
糧油和食品是最基礎的價格，素有“價格之王”的稱號。中國此前爆發的多輪通貨膨脹，其初始肇因都源于糧油漲價，并進而傳導到國民經濟下游行業，引發通貨膨脹。因此，近期全國糧油和食品價格在短時間內的大面積驟然上升，引發公眾和決策部門對于“通貨膨脹”的擔憂，顯然不無道理。
此次糧價上漲不會引發通貨膨脹
然而，糧食漲價會否引起物價整體上漲，并進而引發通貨膨脹，還需要深入到糧食漲價內部尋求其答案。
實際上，本輪糧食漲價，直接導火索可能是來自于國際市場，而非國內。據國家農業部2006年10月《小麥市場監測信息》的數據顯示，世界小麥主產國中，大多數國家受不利天氣影響而減產。其中世界第三大小麥出口國澳大利亞因出現“千年一遇”的干旱，2006年小麥總產量比去年下降55%，達到12年來的最低點，直接影響世界小麥供應。
并且，在國際期貨市場的炒作下影響全球現貨市場，進而波及中國。
從這個角度上說，本輪糧食漲價是日益全球化的中國經濟，對世界市場上的一種正常反應。雖然，糧食和食品物價在短期內可能還會出現小幅上漲，但是如果基于此即做出物價可能持續攀升的判斷，還缺乏更有說服力的佐證。同樣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月報數據顯示，11月份，我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2.8％，比前月回落0.1個百分點，基本仍延續6月份以來的回落趨勢。
雖然由于“時滯效應”的存在，PPI變動對CPI的傳導作用，其90%以上要在十多個月以后才顯現，但是我們似乎應該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斷。實際上，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較前些年相比，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中國經濟領域尤其是制造業領域所取得的技術進步，已經有足夠的能力消化基礎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
杜絕和防范部門壟斷利益要挾市場價格
當然，筆者更加認同這樣一種主流觀點的解釋：導致這次糧油漲價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簡稱中儲糧）為首的國家糧食收購主體，掌握了大量的糧源，同時又沒能在合適時機向市場增加投放，從而在局部環節導致出現供需緊張，形成價格上漲。
這表明，自從1998年啟動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失利以后，我國新一輪的糧食流通市場化改革，依舊任重道遠。糧食市場化改革，需要形成為數眾多的糧食流通市場競爭主體。但是，中儲糧通過充分利用相關政策，全面掌握糧源，嚴重抑制了糧食民營市場主體和地方政府糧食市場主體的發育。目前，在日益強勢的中儲糧面前，全國大多數的地方糧庫其角色持續蛻化———地方糧食流通企業只是單純地賺一點中儲糧提供的糧食“保管費”。
當然，中儲糧及時“開倉放糧”，也對很快平抑糧價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令人憂慮的是，與糧油和食品漲價相比，對整體物價上漲存在同等效力的我國大多數公共產品價格，都存在與糧食類似的價格形成機制：目前，我國大多數的公共產品都采取國家壟斷的經營結構，由于壟斷利益的存在，其價格都為特定壟斷部門所左右。因此，這些部門均毫無例外，十分熱衷于“漲價”。實際上，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總體價格水平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公共產品價格水平卻不斷上漲，成為現在群眾的重大負擔。
為此，“穩定物價”的當務之急，不在于是否能適時祭起貨幣政策的大旗，而在于是否能持續地、穩健地推進相關行業的體制改革。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人民銀行提出“穩定物價”的貨幣政策執行目標，其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對物價穩定保持高度警惕。作為決策部門，首先要保證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摒棄此前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同時，國家應當從宏觀上把握，從價格形成機制入手，優化市場競爭主體，杜絕和防范部門壟斷利益要挾市場價格，逐步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價格。
當然，合理引導消費者預期，防止各種非理性預期的發生，引導消費者做出自身的理性判斷，不僅是當前的緊要任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