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臺灣地區曾發生過三次股災，以1990年那次最為慘重，股指從1985年7月的636.02點開始上漲，漲到1990年2月的12682.41點，55個月內漲幅近20倍。然后逆轉而下，到1990年10月跌到2485點，不到8個月跌萬點，損失約等于當時臺灣的GDP總值
(4兆臺幣元)。
那場股災讓許多股民多年積蓄毀于一旦，重創了臺灣社會。但并不像日本同期股市泡沫造成“失去的20年”，我國臺灣經濟卻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成功地從出口加工和貿易，轉型為半導體、信息技術、光電和通訊等為主的高新產業，經濟增長從80年代的10%轉向了6%的“中高速”增長。
這其中，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扶持了一大批高科技企業(如華碩、宏基、聯華電子)，助推臺灣產業升級，順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1990年的臺股牛市到達頂部前，投資者結構以散戶主導，占比超過90%。當時臺灣幾乎每個家庭都參與“股市狂歡”，存款大搬家。由于臺灣在上世紀80年代持續貿易逆差，結匯后流動性過剩，股市和樓市成為新投資場所。同時，杠桿融資特別盛行。臺灣上世紀80年代地下金融非常猖獗，并利用日本老鼠會的方式高息吸引游資，鴻源與龍祥兩家最大地下錢莊吸收資金高達1000至2000億新臺幣，甚至超過本地銀行存款規模。由于存款利率太低，地下金融吸收了包括退伍軍人和退休人員在內的大量儲蓄資金。另外，臺灣存在大量的非官方保證金交易，信用交易占4成，給股市帶來了更大的杠桿系數和不穩定性。
散戶為主，加上地下金融猖獗和杠桿交易，造成股市投資非理性。1985年，臺灣股票的周轉率為68.09%，1989年則達590.14%，堪稱世界上最高周轉率。1988年，臺灣股市成交總值達7.9兆臺幣，為該年我國臺灣地區經濟規模(GNP)的200%多，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僅為35%。臺股成交量之大，在當時僅次于東京、紐約、倫敦，位列全球第四。1989年8月28日單日1946億臺幣的成交值，創下當時的世界之最。
在投機濃烈和監管不周的環境下，券商聯合上市公司大股東或股友社坑害股民、非法經營融資融券、向股民提供當日沖銷買空賣空業務等司空見慣。當時，熱捧的盈利模式就是操縱股價，一些在其他市場本應摘牌退市的公司被大玩家相中而成為熱門。比如，一家在臺北經營一間破舊酒店和一座野生動物園的公司“六福發展”，其股票在被莊家操縱后，一個月內連續19個漲停、上漲近2倍，公司市值達到8.3億美元，超過當時紐約的廣場酒店、香港的文華東方和曼谷東方這三家當時世界一流酒店的市值總和。
1988年，財政主管郭婉容決定課征證券交易所得稅，造成股市連續下跌19天，最終政府被迫以出臺提高免稅額及減半征收等措施妥協，讓股民對政府貫徹制度的決心大打折扣，投機更加大膽。瘋狂的股民、失控的券商、無力的監管，再加上大戶以及公司大股東操縱等因素，使臺灣股市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賭場”。股災發生后，上市公司財務造假、關聯交易、交叉持股和股票違規質押融資等問題全面暴露。為防止系統性風險，臺灣當局除及時采取調降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存款準備率外，還成立了國家安全基金和銀行護盤基金，吸收退撫基金、郵政儲金、壽險資金和公營銀行等，在股市大起大落時逆向操作以穩定市場。
痛定思痛，臺灣當局下力氣做實實體經濟。上世紀90年代以后，利用大陸轉口貿易繁榮的機會，臺灣大力搞基建和科技園區(如赫赫有名的新竹科技園區)，順利實現了產業升級和貿易轉型。同時，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構建包含OTC
市場、上柜市場(相當于大陸創業板)、上市市場等多層次直接融資體系，同時強制推行“先興柜后上柜、上市”的上市模式，助推中小企業和科技企業培育、成長和創新。
同時，臺灣于1990年底出臺QFII政策、發展共同基金，旨在提高機構投資者的比重。1994年以前，境外機構持股占比不到2%，1998年也才剛超過4%。但隨著新興行業成為上市公司主力(2013年半導體行業占比24%)，臺灣股市在1996
年被納入MSCI 國際指數，機構投資者開始壯大。截至去 年5月，外資持股市值占比34.85%，加上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占比超過了60%。
在金融創新復雜、實干氛圍不足的今天，面對非理性交易存在嚴重的系統性風險，貨幣政策給予及時止血救助，我國臺灣股市是個比較突出的實例。美國歷史上兩次“黑色星期一”和2008年“次貸”危機也是如此。當然，止血后還須及時啟動改革，一方面設法夯實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讓身體(盈利)不要遠離靈魂(估值)，特別致力于真正的產業轉型。在推進這些政策的過程中，政府在股市中的角色不是保姆，也不是救火隊，而是致力構建良好的環境，包括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風險教育和培育機構投資者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