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以“宏觀經濟走勢與中長期發展”為主題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舉行。圍繞4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下一步經濟工作的部署以及如何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呂政，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等專家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鄭新立：克服經濟下行趨勢必須采取強有力對策
4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了下一步經濟工作，提出要“高度重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這是對當前經濟運行風險做出的正確判斷。落實會議精神，需要在以下幾個問題上統一認識，采取行動。
一、克服經濟下行趨勢必須采取強有力的對策。經濟下行已經有3年多的時間，形成了巨大的慣性。僅靠通常情況下的需求拉動力已經難以實現經濟增速的止跌回升，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曾連續5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每年發行長期建設債券1000多億元，才改變了需求不振、通貨緊縮局面，不僅拉動了當期經濟增長，而且為進入新世紀之后長達10年的黃金增長期奠定了基礎。這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超過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擴大內需的對策，難以克服經濟下行的慣性。
二、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當前國民經濟中的矛盾很多，但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這是30多年來投資率不斷攀升、消費率不斷下降的結果。需求不足與產能過剩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生產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我們成功地解決了計劃經濟下的“短缺”難題，但對市場經濟下的“過剩”尚缺乏深刻理解，更缺乏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國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人均消費支出只有美國的十二分之一。6億多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不足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發展水平上就出現經濟增長乏力，不是別的什么原因，一定是我們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出了問題，未能把增長的潛力釋放出來。
三、警惕通貨緊縮可能引發的各種風險。我國PPI已經連續38個月下降，CPI也降至1%左右，證明通貨緊縮已經相當嚴重。企業已形成不良預期，缺乏投資積極性。特別是煤炭、鋼鐵、房地產等行業困難加大，一批中小企業經營風險加大，持續下去將出現一些企業倒閉，引發銀行不良資產增加甚至金融動蕩。如果等到出現這種局面再來采取措施，將付出更大的代價。政治局會議提出防風險，主要就是防止通貨緊縮引發的風險。
四、應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當前我國債務率不高，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較大空間。建議擴大長期建設債券的發行規模，通過貸款貼息、資本金補助等措施，引導銀行貸款和民間投資方向，促進結構調整。近4年來我們實行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緊縮的政策，要改變緊縮的貨幣政策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什么說近些年實行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只要看一下統計數據就會一目了然。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間，我國M2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0.5%，GDP的年均增長速度是10.3%，M2增速為GDP增速的2倍。世界歷史經驗證明，在經濟快速成長期，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長期高于2倍，會出現通貨膨脹；長期低于2倍，則會出現通貨緊縮。這是客觀經濟規律。反觀我國2011年到2014年，M2的年均增長速度是13.5%，比此前20年的增速陡降7個百分點。同期經濟增速隨之降為8%。今年1—4月，M2的增速進一步下降到10.1%，比前4年又下降3.4個百分點。近4年多來M2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對經濟減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財政政策主要是管結構，貨幣政策主要是管總量的。出現總需求不足，主要應通過擴大貨幣發行來解決。一個時期以來，不少人以貨幣化率已經偏高為由，主張收緊銀根，忽略了中國證券化率明顯偏低這個事實。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育不足，企業融資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因此，我國貨幣化率略高一些是正常的、合理的。為了防止銀行貸款流入股市，制造資本泡沫，應按照規劃確定的方向和重點，實行點貸或窗口指導。這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成功經驗，目前依然有效。今年以來，出現銀行貸款用不出去的新情況，以致不久之前央行正向回購金融機構的流動性上千億元。這是由連續幾年經濟下行造成企業投資意愿下降帶來的結果。對此，只能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和強化民間投資鼓勵政策來解決。總之，穩增長亟待貨幣政策的支持。
五、加快對阻礙城鄉一體化的各項舊體制的改革。4月3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京津冀三個省市的一把手講了城鄉一體化的體會，總書記做了重要講話，強調要“努力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從而為農村發展注入新活力，促進城鄉居民收入逐步均等化。再次聚焦農村改革，釋放農村勞動力潛力、土地潛力、消費和投資需求潛力，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根本舉措。
當前，應當把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這三件大事連為一體來推動，核心在于加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制度改革，通過土地抵押、擔保、轉讓，促進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農業現代化將增加對農用工業資料的需求，新農村建設將增加對建筑材料的需求，農民工市民化將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公共服務的需求。把6億多農村人口和2.8億農民工的巨大需求釋放出來，足以支持我國經濟以7%以上的速度持續發展到2030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就提出允許土地的占補平衡在省域范圍內進行，但是至今只允許在縣域范圍內進行。據最近我們到河南新鄉市的調查，農村宅基地退出并復墾后，新增加的建設用地指標，若在縣域范圍內出售，一畝只能賣5萬元；若在地級市域范圍內出售，一畝可賣到20萬元；若能在省域范圍內出售，一畝可賣到50萬元。土地制度改革與三件大事緊密相關，需要綜合配套，整體推進，才能取得突破。有的同志擔心土地制度改革會沖擊18億畝耕地紅線，如果改革到位，不僅不會減少耕地，反而會增加耕地。目前農村宅基地共占地2.2億畝，農村人均建設用地為城市的3倍多，有大量空心村。在城鄉結構的歷史性大變革中，土地制度改革長期滯后，已經嚴重制約了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承認農村土地的商品屬性，允許其進入城鄉要素市場，可起到一箭三雕之效果：一可以促進耕地經營權流轉，發展土地集約化經營；二可以增加農民轉讓土地承包權、使用權的財產性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三可以實行農民工退出宅基地與在城市購買保障房掛鉤，讓4.2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在城鎮全家團圓、安居樂業。做好這三件大事，近期可拉動經濟止跌回升，中期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長期可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呂政：當前政策重點應著眼于擴大內需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供給不足的矛盾，經濟工作的重點是以增強各種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為主導。目前經濟下行壓力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政策重點應當著眼于擴大國內有效需求。
第一，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購買力。我國工業產能過剩，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業無限擴大的趨勢遇到了農民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由于農民支配的生產資料少，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業產出的剩余產品的價值難以與工業品交換，兩大部類以貨幣表現的價值形成巨大的不等式，從而導致農村的工業品市場狹小。要改變這種狀況，根本出路在于繼續促進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推進農村土地的規模化、集約化和社會化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它既有利于減少農民和富裕農民，又有利于增加城鎮勞動力供給，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因此需要積極推動農村土地經營方式的改革，改變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與現代大工業發展不協調、不平衡的矛盾。
第二，保持適度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經濟增長速度與投資率成正相關關系，即經濟增長速度等于投資率除以投入產出系數。2001-2010年我國經濟出現高增長，主要原因是這一時期的投資率一直保持在45%-50%，其積極作用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強了我國經濟的供給能力，擴大了經濟總量。問題是資源消耗強度過大，加劇了環境污染，抑制了消費需求。2011年以來，我國固定總產投資增速呈遞減趨勢，2010-201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分別為24.5%、23.8%、20.3%、19.2%和15.1%。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到2010年的20年經驗數據考察，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過25%，有可能出現經濟過熱；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于16%，經濟增長出現下行，投資品產能過剩。較為合理的區間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比例保持在2-2.5：1的水平。2015年1-5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1.4%，顯然低于合理的投資增長水平。
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向和項目選擇也需要進行調整。大規模修建高速公路、機場、港口以及擴大傳統工業生產能力的投資呈下降趨勢。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失去了方向和動力。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對傳統工業的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環境治理、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衛生、養老等民生工程建設等等，都還有廣闊的投資空間。在這些投資領域中，一類屬于公益性的投資，沒有直接的投資回報，應以財政投資為主導；另一類屬于經營性投資，可以通過減稅、降息等政策，引導企業及社會資本的參與。無論哪一類投資，只要決策科學，規劃合理，都會產生乘數效應，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第三，降低商品住宅價格，激活城鎮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房地產行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它的發展既能帶動原材料工業和建筑業的發展，也能帶動家庭裝修裝飾產業和家具、家電以及社區物業服務業的發展。而且對推進農村人口轉移和城鎮化具有戰略性、全局性的作用。
從總體上考察，除少數一線大城市外，大多數地區城鎮的商品住房供大于求。但這并不是說老百姓不需要買房了，而是房價超出了大多數工薪勞動者的購買能力。在總體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城鎮商品房政策調控的著力點應當降價促銷，而不是相反。
高房價加重了以居住為目的購房者的經濟壓力，套住了兩代人的消費能力，削弱了對其它消費品的購買力，壓縮了其它產業的市場空間。30-50歲的工薪階層是我國城鎮消費的主要群體。很顯然，由于他們被房貸所困，必然要壓縮購買其它消費品的支出。因此，輕工、紡織、服裝、家電等日用消費品工業、商業服務業、家用汽車工業等產業的市場，必然受到大多數普通工薪勞動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限制。高房價還抬高了城鎮工商業成本，使國民經濟的一系列產業失去了有效需求的市場支撐。
通過適當增加土地供應量，降低稅費，實時開征房產稅等措施，完全有可能使城鎮商品房地價格回歸到與當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相適應的水平。
劉迎秋：保持經濟增長中高速至關重要
4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充分肯定我國“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的同時，明確揭示了“外部需求收縮，內部多種矛盾聚合，經濟運行趨勢分化，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現實，突出強調要“高度重視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東部七省市黨委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進一步強調指出“要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和辦法，著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挖掘增長潛力，培育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拓展發展空間，推動經濟總量上臺階”。突出強調穩增長，明確提出推動經濟總量上臺階，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和辦法，努力實現有效“預調、微調”，切實避免經濟繼續下行，對于穩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實現我國經濟中長遠目標意義重大。
第一，“穩增長”、保持我國經濟持續處在一個中高速增長水平至關重要。過低的經濟增長率不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實際。有人反復論證我國現階段即使6%經濟增長率也可以容忍。這種觀點和政策主張脫離了我國國情。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年均增長率9%以上，進入21世紀后的前十年更是超過了10%，即使因經濟總量已經較大、資源約束力度已經上升，從而會導致年度經濟增長率有所下調，但不會也不應當發生3個多百分點的斷崖式下降。我國勞動者收入差距、地區發展水平差距、國內外市場容量、科技創新能力、人力資本質量和體制改革潛在紅利等因素均不支持年度經濟增長率出現這種局面。PPI連續39個月負增長，4、5月份均為－4.6%，CPI連續9個月低于2%，5月份進一步降至1.2%，兩者綜合相當于我國已經出現了9個月以上超過2.3個百分點的通貨緊縮。與此相對應，在貨幣供給已經持續近兩年低增長基礎上，今年1～5月份M2增長率為分別為10.8%、12.5%、11.6%、10.1%、10.8%，M1則分別為10.6%、5.6%、2.9%、3.7%、3.6%、4.7%。
第二，對2013年以來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超過第二產業這一現象要冷靜看待。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到今年4月底，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進一步達到51.6%，高于第二產業8.7個百分點。對此要冷靜看待，不能給予過高評價。首先，這是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率大幅度下降所導致的第三產業比重相對上升。其次，統計資料也顯示，第三產業中占比較大的主要是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而銀行信貸等金融中介和批發零售等，仍然層次過多、成本過高，真正的生產性服務發展仍然嚴重滯后，第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還仍然明顯低于第二產業。這就是說，在第二產業還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和發展重點的條件下，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不同國民群體和行業收入差距問題、落后的鄉村與發達的中心城市以及城市中心與周邊差距問題以及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城鄉居民住房質量低劣問題等等，都還有賴于第二產業的更大發展。
第三，要努力變宏觀調控的事后調節為事先有效“預調、微調”。要做到科學有效的“預調、微調”，前提是找到“施調”的必要參照。其中，一個重要參照是潛在經濟增長率缺口（即潛在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的差額），政策調節要盡可能使其趨向于零；另一個就是通貨膨脹率缺口，鑒于改革開放以來凡通貨膨脹率低于2%的年份都是經濟趨于衰退的年份，高于6%的年份都是經濟趨于過熱的年份這樣一個基本經驗現實，政府調控部門就一定要在這兩個指數發生之前做出放松或緊縮性逆向調節；再一個就是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即貨幣供給大體為同期GDP增長率1.8～2.3倍的關系，根據貨幣供給高于或低于此倍數做出事先逆向調控。當然，除此以外，還應當注意觀察適度投資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及其臨界值，但重點是觀察上述三類參數，并由此做出有效預調、微調。
從中長發展角度看，“穩增長”的目標和邏輯是：在堅持正確把握上述三個方面基礎上，切實把4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指出的三個“沒有變”貫徹落實好，進一步全面深化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各項改革，堅決合并功能互相重復掣肘的政府部門、“拆廟”放權，全方位鼓勵平等進入、公平競爭，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如此等等，不僅是我國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所必須，還是我國經濟邁向中高端發展所必須，更是我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從經濟大國健步走向經濟強國所必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