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各個城市的城鎮化是按照縱向多層次的路徑展開的。由此，將研討重心僅僅放在人口轉移方面是不夠的，還必須認真探討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數量的收斂機制和城市資源的空間布局機制，以使得城鎮化的各項政策措施與此相對應。
●如果各自都按照行政區劃進行城鎮化建設，則無異于畫地為牢，建立一個又一個的功能雷同且“大而全”、“小而全”的城鎮，既低水平重復，又不利于經濟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更難以形成多層次經濟社會生活體系。
●突破行政區劃展開城鎮化建設，需要各地政府部門突破長期形成的本地利益思維，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進行統籌協調和規劃區域發展。
在研討城鎮化中，許多人將目光集中在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方面，對人口聚集過程中的城鎮人口收斂機制探討較少。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強調指出：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開放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但如果僅靠行政機制（包括戶籍制度）限制人口在城鎮的落戶，從本世紀以來的實踐狀況看，在戶籍制度和行政機制功能弱化的條件下，其效能是極為有限的。突出的現象是，諸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數量遠遠超過了戶籍人口數量且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流入北京、上海的，不僅有農村人口，而且有為數不少的中小城市人口）。另一方面，不論從研討上看還是從實踐中看，人們較多地從橫向角度展開比較，似乎在城鎮化發展過程各個城市循著平面展開的路徑而發展。但從客觀條件和實際進程上看，全國各個城市的城鎮化是按照縱向多層次的路徑展開的。由此，將研討重心僅僅放在人口轉移方面是不夠的，還必須認真探討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數量的收斂機制和城市資源的空間布局機制，以使得城鎮化的各項政策措施與此相對應。
從人口流動的地理空間覆蓋面來說，諸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最小的覆蓋面可達到我國全境，區域性中心城市的最小覆蓋面可達到本區域范圍（如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最小的覆蓋面可達到珠三角），省會城市的最小覆蓋面可達到本省，非省會的地級市最小覆蓋面可達到本市范圍，縣鄉鎮最小覆蓋面可達到本縣、本鄉和本鎮，如此等等。對任何一個具體的城市來說，地理空間范圍是有限的，如何能夠抑制源源不斷的人口流入？例如，2013年底，北京是常住人口為2114.8萬人（其中，戶籍人口為1312.1萬人，外來常住人口為802.7萬人），常住人口的密度超過了1260人/平方公里；此外，還有各類流動人口800萬人左右。盡管北京的人口總數已遠遠超過了1800萬人的極限，但當年新入住的人口又增加了45.5萬人，且這種趨勢還在延展。城鎮化是一個人口流動的過程。人口流動至少帶動著五個相互關聯的資源流量：消費流、勞力流、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這些資源流量在地理空間位置上的變化，最終將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即消費者對居住地的意愿選擇和居住地的消費成本。其中，在消費者對居住地選擇意愿明確的條件下，能否將意愿轉化為現實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居住地的消費成本。在收入水平（或家庭財富）足以支付意愿居住地的消費成本的場合，消費者將選擇遷徙到該地居住，否則，即便有意愿也難以實現。一個城市的消費成本高低直接制約著意愿在此居住的人口流入數量，由于任一城市的地理空間有限，隨著大量人口流入，必然在供不應求的機制作用下引致消費成本上升，由此，抑制著新增人口的流入；同時，原先在某個城市居住的消費者，在收入（或家庭財富）難以支付該地消費成本條件下，就可能因生活壓力而產生外移到他地生活的要求（畢竟人們的生活是受外部條件制約的）。在這種人口進出流動過程中，城市人口數量在消費成本的制約下將趨于收斂。
在由消費成本決定城市人口數量收斂的命題中存在著一個矛盾現象：每個城市生活的正常運行都需要有各種層次的工作人員，其中不乏一些相對簡單但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員（如清潔環保、管道維修和線路維修、公交司乘和各種營銷人員等）。如果他們的收入水平不足以支付消費成本，則這些人難以在城市中居住生活；可是一旦他們離開了城市，就將引致城市的運行陷入癱瘓。解決這一矛盾的路徑主要有二：一是運用市場機制，形成多層次消費市場體系，使得各層次人員能夠在對應層次消費市場中找到自己的消費定位；二是通過城市發展規劃，合理展開空間布局，建立1小時快捷交通網路，使得收入水平較低的人員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到達工作地點（或生活地點）。
城鎮群并非簡單按照地理相近而人為劃定。它的內在機制是各城鎮相互間經濟社會生活的緊密程度。要形成有著內在密切關聯的經濟社會生活城鎮群，就必須建立城鎮之間的快速便捷的交通網絡，從而，形成分工合理、資源優化配置和效率較高的經濟圈，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多層次的社會生活體系。
要建立1小時經濟圈，形成多層次經濟社會生活體系，僅在行政區劃內謀劃城鎮化有著明顯的局限性，且不利于優化資源的空間布局。行政區劃不僅是一個空間范疇，而且與行政、財政及其他相關經濟社會活動相聯系。在我國現有的行政、財政格局下，省、市、縣等各有自己的行政和財政界限。如果各自都按照行政區劃進行城鎮化建設，則無異于畫地為牢，建立一個又一個的功能雷同且“大而全”、“小而全”的城鎮，既低水平重復，又不利于經濟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更難以形成多層次經濟社會生活體系。突破行政區劃展開城鎮化建設，需要各地政府部門突破長期形成的本地利益思維，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進行統籌協調和規劃區域發展。例如，北京在信息、教育、文化、媒體、醫療和高科技等方面有著全國領先優勢，但又苦于地理空間有限，難以充分展開。在城鎮化建設中，可以通過與天津、河北等地的協調，利用這些地方的地理空間，拓展這些相關產業的發展，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和發展北京的經濟社會資源優勢，也有利于充分發揮這些產業在帶動渤海灣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作用，給天津和河北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要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展開城鎮化建設，必須綜合運用產業區域梯度推移理論、區域布局和比較優勢理論以及空間經濟理論等原理揭示的內在規律和機制，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本要求，在發揮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基礎上，各地政府部門解放思想，樹立大局觀，統籌協調各類關系，由此，在城鎮化建設中，一方面改善“住、行、學”的供求短缺狀況，提高城鄉居民在這些方面的消費需求滿足程度，另一方面，有效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實現全面小康奠立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