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我國第一家P2P網貸平臺拍拍貸成立到去年底，P2P網貸平臺總數量達2358家，貸款余額達1036億元。與此同時，問題接連暴露，網貸平臺資金斷鏈、關門跑路，甚至集資詐騙等案件層出不窮，迄今P2P網貸問題平臺至少已逾287家。民眾要求對P2P網貸嚴加監管的呼聲越來越高，甚至提出了取締P2P網貸平臺等“過火”要求。可是，對P2P網貸監管政策，政府相關監管職能部門和社會各界至今尚沒有統一的、明確的意見。中央政府雖成立了互聯網金融監管立法調研機構，然而至今仍沒能推出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規范，由監管機制缺陷引發的P2P網貸風險仍在聚集之中。
對P2P網貸平臺監管的正確態度和科學機制，不僅關系P2P網貸本身健康發展，更關系到互聯網金融長期繁榮與穩定。筆者認為，對P2P網貸監管應充分尊重我國客觀經濟現實，一切監管思路要從有利于互聯網金融發展大局出發，避免強烈打壓式監管傾向，尤其防止超越客觀現實、追求一勞永逸式監管方式，實現P2P網貸監管差異化和靈活性，最終通過有效監管實現P2P網貸跨越式發展。
作為互聯網新興金融業態重要載體，P2P網貸雖引入我國時間不長，但發展勢頭如雨后春筍，勢不可擋，其中有民眾需求與投資沖動的原因，更有互聯網金融先進性、快捷性、便利性優勢的驅動。網貸發展對推動我國金融業有效競爭、促進社會資金合理流向實體經濟將起到重要作用。面對這種金融創新，政府在制定監管政策時，應順應民眾需求并服從于金融創新時代要求，出臺一切監管政策始終圍繞充分保護金融創新、滿足民眾投資需求、引導網貸健康的宗旨，切忌用舊有的、僵化的監管理念來看待互聯網金融，來制定監管政策，尤其防范將草根式互聯網金融服務體系管成一潭死水、或陷入中途夭折危險。
因而，監管部門在制定監管政策性應體現包容性、階段性、差異化三個思路。本著扶持新事物、有利于互聯網金融發展態度，通過制定積極的、正向的監管指引措施，正視當前P2P網貸存在問題，遵循循序漸進原則制定監管政策，提出近期、中期、遠期分階段監管目標和監管量化指標，
對不同類型P2P網貸分類，并制定相應監管規范，制定一個總體監管框架，給各級政府、各級監管部門一定的政策彈性空間。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只有推行總體監管原則與差異化監管政策相結合的監管方式，才能有效遏制P2P網貸監管中片面傾向或兩個極端傾向。
在制定P2P網貸監管政策時，監管職能部門既要看到P2P網貸現實需求性，充分意識到做好網貸監管緊迫性，也看到網貸監管是項社會系統工程，充分預估網貸監管艱難性。既要從經濟發展客觀現實需求考量，又要從整合社會監管資源、協調監管力量出發，達成監管總體共識，集中全社會監管力量，使P2P網貸監管少走彎路。
為此，監管部門在制定監管政策，應盡力體現三種原則：一是體現緊迫性原則。若任由P2P網貸無準入門檻、無行業標準、無機構監管“三無狀態”局面的延續，不僅對民眾資金安全和經濟健康發展不負責任，更是對互聯網新興金融業態的漠視。監管職能部門應加緊互聯網金融監管法律規范研究和出臺。二是體現協調性原則。克服過分依賴政府職能部門“關門”監管而出現反應遲鈍、查處不及時、監管不到位等傾向，也須防止將監管權力集中于某一部門做法，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監管力量，建立高效靈敏的社會立體監管體系，根據P2P網貸金融混合特征，確定央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綜合監管模式;對網貸實行全方位監管，增強網貸監管透明性、及時性，堵塞監管漏洞。基于P2P網貸平臺復雜性及跨區域性，采取由單一監管主體向多元監管主體方向發展，由央行主要負責相關法規政策制定，指導地方政府發揮金融監管職能，金融辦、工商、通信、網監部門共同協作，規范網絡貸款平臺總體運作。三是體現實際性原則。我國金融監管依然實行分業監管模式，監管上各自為政，同時，監管力量不足、素質不高，且監管理念和方式跟不上網聯網金融監管發展需求。為此，理應在充分加強網貸行業正確引導、實現互聯網金融業自律發展基礎上，加快互聯網金融人才引進與培訓，充實監管力量，積蓄監管能量。進而適當吸收國外對網貸先進的、成熟的監管經驗，并結合我國監管實際，腳踏實地，制定科學合理監管政策，防止“高大上”不適中國網貸監管水土的監管政策出臺，貽誤互聯網金融有效監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