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推進中國產能裝備制造“走出去”，應當把風險考量放在重要位置;應當把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緊密結合起來。
日前，國務院公布了《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作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性文件，《意見》明確，以發展中國家作為重點國別，并積極開拓發達國家市場，將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為重點行業，分類實施，有序推進。
隨著“中國制造”實力的增強和產能的大幅提升，一個繞不開的難題——眾多產業產能過剩，嚴重制約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也讓“中國制造”市場覆蓋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國際貿易摩擦擠壓著“中國制造”的市場占有率，“中國制造”急需以“走出去”的方式來擴展產品的全球市場覆蓋率。欲推動國際產能與裝備制造的合作，讓更多受產能過剩制約的中國企業以“走出去”的方式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作用，正當其時。借助于實施“一帶一路”、中非“三網一化”合作等重大戰略;在全球產業結構出現加速調整趨勢，基礎設施建設出現一輪新的高潮;發展中國家大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對于基礎設施建設尤為重視。國際市場出現的這種變化，為我國產能及裝備制造業走出國門，在全球市場上占據制高點提供了有利的契機，而如何力推產能裝備制造“走出去”?必須重在有序推進。
走出去需要有風險考量
有序推進中國產能裝備制造“走出去”，應當把風險考量放在重要位置。《意見》的重點是以發展中國家作為重點國別，而有些發展中國家政治因素變化頻繁，政策可預見度較低，不確定風險較高，當中國以產業和裝備制造為主的投資進入這些國家，其所承擔的投資風險顯而易見。墨西哥年初取消中資企業參與的高鐵投標項目，不久又叫停坎昆龍城中國商品集散中心項目，中遠集團在希臘遭遇“黑天鵝事件”……上述中國企業“走出去”受挫案例都在提醒著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巨大市場風險。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在投資方向上，不僅要考慮經濟經營回報等財務因素，更要考慮政治環境、文化差異特別是政治穩定性、制度政策是否可預期等因素。如果中國企業只是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為收購而收購，這種猴兒急的操作會讓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增加巨大的投資成本。就拿中遠購買希臘最大港口來說，財大氣粗的中遠竟然將亞洲首富李嘉誠以及國際資本雄厚的迪拜國際都“嚇”退了，這兩家肯定是看到了什么不祥的預兆，或者意識到什么難言的風險，并對投資回報率、政治經濟環境等綜合因素進行了慎重評估，才會甘心退出的。
需要和轉型升級緊密結合
有序推進中國產能裝備制造“走出去”，應當把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緊密結合起來。從此項《意見》中需要力推“走出去”的行業來看，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在國內都存在著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同時，存在著產品科技含量提高的問題。這些年，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很快，很大程度上是由既往經濟發展模式中過于注重投資拉動，而當我國很多與此相關的行業出現了嚴重的過剩產能時，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相互拉扯使壓縮產能過剩的工作舉步維艱，給我國目前的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形成了多重制約。還有，中國企業“走出去”往往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扶持，一旦角逐國際市場，政府和政策的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甚至于這種優勢將不再存在，即便國家對企業“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性支撐，可中國企業適應國際市場的能力不強，造成了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其在產品質量上和科技含量上存在的不足和欠缺影響了“中國制造”的市場號召力和影響力。如果我們在力推中國企業產能及裝備制造“走出去”在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上沒有實質性提高的話，那么，這種由政府力推的以鋼鐵等12個行業為主的“走出去”到底能走多遠確實令人擔憂。
借助于國家影響力也需從長計議
有序推進中國產能裝備制造“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借助于國家的影響力也需要從長計議。
在整體策略上，必須從這些行業中拿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最成熟的技術走出國門，以展示中國企業不僅僅是來推銷過剩產能的，而是以較高技術含量的產品來參與市場競爭的。這樣做有助于降低和減少中國企業產品在市場競爭和博弈中的營銷成本，從而提高經濟效益。
在經營策略上，應當堅持互利共贏的原則，鼓勵更多的國外企業參與到為中國企業提供配套上來，讓國外企業從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投資項目中得到利益，以便讓國外政府和企業看到中國企業在“走出去”中的誠意，從而盡快融入到當地市場競爭中去，順利推進以合作為主題的經濟互惠互利中去，把來自各方的制約因素和不和諧的貿易摩擦和阻力降到最低點。
在扶持策略上，政府應當在向企業提供外交等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上下功夫，要用國家的力量，維護好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減少和降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