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市場這波大牛市有其內在的客觀邏輯和基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產業結構正在經歷歷史性轉型，這個轉型的方向就是形成以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為支撐的產業結構。發達國家經驗表明，一國產業結構重大轉型期往往伴隨大牛市。
新產業結構的形成帶來機會
按照傳統產業經濟學理論，有的將產業結構分為低級產業結構、中級產業結構和高級產業結構三級，低級的特征為以農業為主導，中級為以工業為主導，高級為以服務業為主導，尤其是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有的將產業結構分為以第一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第二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有的將產業結構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高新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結構;有的將產業結構分為低附加值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高附加值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按照新供給主義理論的分類，可將產業結構分為低度融合型產業為主導、中度融合型產業為主導、高度融合型產業為主導三類產業結構或者低智能驅動型產業為主導、中智能驅動產業為主導和高智能驅動為主導三類產業結構。
從產業經濟學角度看，一國經濟成長史就是一國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由低附加值產業為主導向高附加值產業為主導，由低度融合型產業為主導向高度融合型產業為主導，低智能驅動型產業向高智能驅動為主導，演進的歷史。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會出現優質的行業和企業，它們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會成為支撐一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其結果是會出現一些重大機會。
產業結構經歷重大轉型，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是傳統產業結構產生的經濟增長動力衰竭或趨于衰竭，如果傳統產業結構依然對經濟增長能產生強大的推動力，那么產業結構重大轉型難以產生;二是技術層面發生重大進步，這種技術進步對傳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交易方式等能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三是制度層面支持，政府進行制度創新，主動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等等。
產業歷史性調整與大牛市同步
從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的歷史軌跡看，按照傳統產業經濟學的分類，先后經歷以農業為主導、以工業為主導和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演變過程。以美國為例，自20世紀40、50年代至21世紀初，其產業結構經歷了三次重大調整。
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發生于20世紀20年代，美國產業結構由以輕工業為主導轉變為以汽車、電力機械等重工業為主導。20世紀20年代美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神話。這次調整用了近十年的時間。
第二次產業結構重大調整，發生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產業結構升級，由以傳統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向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升級，重點發展計算機、半導體、通訊等產業。日本等國順勢承接美國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實現了經濟迅速發展。這次調整時間為20年左右。
第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20世紀年代末、21世紀初，美國產業結構演變為以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為主，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加速，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生物工程產業、技術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務業得到重點發展。這次調整也是20年左右時間。
有趣的是，與美國三次重大產業結構調整時期，幾乎同步對應的是美國歷史上的三次大牛市。第一次大牛市為20世紀20年代的大牛市，以1929年崩盤結束，這次大牛市時間與第一次產業結構調整時期同步，持續時間同樣是十年左右。第二次大牛市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以1973年至1974年崩盤結束，這次大牛市與第二次產業結構調整同步，持續時間同樣是20年左右。第三次大牛市是自1982年開始至1999年結束，2000年3月開始暴跌，這次大牛市與第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同步，持續時間是20年左右。
同樣有趣的是，美國百萬富翁的數量與道瓊斯指數正相關，美國百萬富翁數量在美國三大牛市期間大幅上升，可見股市繁榮確實可以產生巨大的財富效應。以美國前兩次大牛市為例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1914年美國百萬富翁的數量為近7000個，1919年突破10000個，1921年降至6000個，但當1929年道瓊斯指數達到最高點時，百萬富翁的數量突破30000個。1929年至1932年股市崩盤時，百萬富翁銳減到1932年的5000多個。這里要注意的是，1929年至1932年大危機沒有“消滅”所有的百萬富翁，這些依然能生存下來的百萬富翁所采取的投資戰略值得研究和借鑒。
中國正經歷產業結構歷史性轉型期
按照經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等理論，一國產業結構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即工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地位會先升后降，服務業逐步取代工業的支柱性地位，成為支撐一國經濟發展的關鍵。
中國產業結構在經歷一個質的變化，逐步由中級向高級轉化，由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向以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化，這必然產生新的行業和新的增長動力，引發資本市場牛市。中國產業結構演進的這個方向有其必然性。
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是，中國的產業結構實現了“工業化”特征，即實現了以工業為主導。未來中國經濟要進一步發展，需要加大產業融合度，提高產業結構“高附加值”的性能，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這些都需要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需要現代服務業的支持。當下提出的“互聯網+”實際上就是促進現代服務業和傳統工業的有機融合。
當前國際產業轉移出現新的趨勢，其中包括現代服務業離岸外移和外包迅猛發展，研發活動向全球化延伸，等等，這些都為中國產業結構的歷史性調整帶來機遇。
伴隨中國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解決就業成為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而服務業具有大量吸納就業的能力。
正是由于中國產業結構正在進行歷史性的調整，資本市場出現歷史性的機會就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