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最重大經濟意義，在于對每一個非主流供給及需求的尊重與滿足。每一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總能找到自己的供給方，每一個聲音都有屬于自己的回聲，個人權利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它釋放了可以釋放的潛力，和傳統的渠道一起，推動經濟飛奔向前。
●只有依據法律制度確立互聯網總體監管架構，才可以向公眾及產業提供一種關于互聯網的確定性和信任。沒有對監管制度的信任，就無法指望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的積極推動作用。
●互聯網繞不開傳統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也就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法、民法等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但是，互聯網也需要對其特殊問題進行規制的法律，如電子簽名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電子商務法、電信法等法律的出臺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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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義烏小商品城旗下的“義烏購”推出的“義品牌”正式上線。義烏被稱作“世界超市”，經營商位7.5萬個、商品180多萬種。基于實體與電商、線上與線下聯動發展的“互聯網+”理念，義烏中國小商品城的電商平臺——“義烏購”積極探索專業實體市場電商發展新模式。“義品牌”將成為“義烏購”實體+電商、虛實結合的紐帶，致力于搭建中國制造的“品牌孵化器”平臺，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新華社發（龔獻明 攝） |
互聯網對法律制度究竟有什么影響？對此的討論一直在進行。“互聯網+”的提出表明，各界對互聯網的經濟推動力有很大的期待。但是，我們憑什么信任互聯網？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對法律制度的影響程度到底如何？互聯網產業及相關社會互動模式對政府的政策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空間？這都是必須明確的問題。
互聯網擴張了個人權利釋放了新的潛力
消費者及信息受眾在傳統的商品、服務渠道獲取產品或服務時，總會有一個中心服務商（超市、傳統媒體等）根據自己的標準和對公眾興趣的把握而提供產品和服務。這種傳統模式一方面制約著產品和服務實際提供者，產品和服務的實際提供者必須根據中心服務商的標準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另一方面，一般消費者及信息受眾的需求可滿足極限就是中心服務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對于超出部分，市場無法提供。
互聯網削弱了個人對諸如超市、集市及報刊等傳統渠道的依賴，可以直接面向交易對象或公眾，這就使得個體進入一項法律關系的成本大為降低。無論是開設網店、在社交網站處理個人閑置用品，還是發布博客和微博，都增加了自我選擇的機會，打破了傳統集成服務模式的壟斷地位——這是任何反壟斷法及競爭法都做不到的。由此，只要有某項需求，通過互聯網，總會發現某項供給滿足這一需求。互聯網在產品和服務領域，開始扮演解放者的角色。
可以看出，互聯網的最重大意義不在于其對主流產品和服務的追捧——雖然互聯網的確進一步促進了主流產品、服務乃至其上所傳遞文化信息的流行，而在于其對每一個非主流供給及需求的尊重與滿足。傳統模式所壓抑的需求及供給由此也得到了釋放，個人權利的提出和實現的成本似乎都大大降低。每一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總能找到自己的供給方，每一個聲音都有屬于自己的回聲，每一個想法都能沿著網絡得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支撐。這樣，在經濟層面，個人權利就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可以說，在經濟而言，互聯網的這種發展趨勢釋放了可以釋放的所有潛力，并和傳統的渠道一起，推動經濟飛奔向前。在一個經濟體進入“新常態”之時，對互聯網的強調顯示了對新發展的渴望和對潛在經濟潛力的吁請。
依法建立互聯網監管架構讓人們信任互聯網
互聯網是建立在發達的信息產業基礎之上。而互聯網對經濟的飛速推動更離不開堅實的法制基礎。
一方面，在監管層面須保障個人權利，使得互聯網所發現的需求和供給能有效進行；另一方面，對法律制度而言，太陽底下無新事，互聯網產業及發展只不過是技術飛速發展的一種形態而已，帶來的不是威脅性的挑戰，而是促使法律制度反躬自身，去發掘自己本來的制度潛力，以解決互聯網發展帶來的新問題。
互聯網的發展要求對個人權利給予切實的保障。
誠然，互聯網天然具有跨越國界的發展形態，由此會產生許多問題。斯諾登事件及其后續發展，使得我們發現之前只能在路邊小報和八卦雜志出現的陰謀論成為嚴酷的事實。但這些都說明個人權利保護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
而在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法律的層面上明確整個互聯網監管架構。只有依據法律制度確立互聯網總體監管架構，才可以向公眾及產業提供一種確定性，在網絡中的行為及營業具有確定的預期、明確的預期，是經濟活動參與者最重要的利益。沒有明確的預期，就無法對監管架構給予信任，而沒有對監管制度的信任，就無法指望互聯網對整個經濟的積極推動作用。
由于互聯網產業的飛速發展，在立法及執法環節，也常常聽到互聯網從業者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訴求。根據有關報道，《電子商務法》也正在起草當中。而比這還要緊迫的，也許就是我國整個互聯網監管架構的依法確立。在這個意義上，有關部門公布所謂“約談十條”，無論其規定有多小心翼翼，還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第一步。
法律制度是否要對互聯網另眼相看
互聯網推動了經濟發展，并帶來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因此，是否在法律上有必要對互聯網另眼相看，就成了一個立法和政策選擇的問題。
在德國互聯網法學界，有所謂“第一代議題”和“第二代議題”的區分。所謂第一代議題，就是指傳統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而第二代議題，則是指傳統法律在適用于互聯網領域的基礎上，如何對互聯網的特殊問題進行規制。如果將這個邏輯平移到我們對互聯網法律的討論中，則我們也可以說，適用于互聯網產業的法律也包括兩部分的內容。
一方面，它繞不開傳統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另一方面，互聯網法律也包括對其中特殊問題進行規制的法律。前者就是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知識產權法、民法等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后者則指就互聯網的特殊問題而制定的法律條文。例如，在新近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針對網絡、電話及電視購物模式，規定了消費者有七天的無條件退貨權。這是對傳統合同相關民法制度的一種修正，而其理由就是：消費者無法在現場查驗貨物，七天退貨權有助于消費者與包括網絡供貨商在內的遠程銷售商達成真正的合意。
但是，何為第一代議題，和第二代議題的區別是什么，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很多時候，互聯網帶來的法律問題僅僅是傳統法律在互聯網領域的適用，而并不是真正出現了需要另行對待的新型法律問題。
例如：一直受關注的網商征稅問題就是如此。對電子商務中所涉及的中小商戶或個人經營者而言，工商登記及稅務一直是一個未定的問題。如果按照現行的法律法規嚴格執行，也許會對電子商務的發展造成實質影響。因此，對之予以特殊對待，是電子商務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如對之作出專門規定，是否符合“技術中立”原則？對不通過電子商務形式而通過傳統形式進行商務活動的小商戶及個人，是否就不予特殊對待？這樣看來，小商戶和個人經營者的工商稅務問題，并非電子商務所特有的問題，而是由于我國缺乏適用于小微企業的特殊規定導致。在這里，似乎可以借鑒德國商法中的小商人概念，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而這樣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式，需要我國對商事主體的法律進行系統規定，在目前短時間可能無法獲得快速的解決。為此，可能需要在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中單設“經營主體”一節，對小商戶或個人經營者與其他一般經營者進行區分，并在可能的情形下對其成立進行規定，從而至少解決是否需要工商登記的問題，并將之作為特殊種類的經營主體，留待成熟時對其稅收優惠待遇進行終局規定。
不可否認，在互聯網的發展中的確存在著法律缺失的問題，但這并非互聯網領域的獨有問題，而涉及我國整個法律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問題。
例如：互聯網產業個人信息或個人數據的保護與應用問題日益成為一個關注的焦點。首先，在電子商務法體系中，《電子簽名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是兩大支柱性法律。在這兩者的基礎上，可以通過制定《電子商務法》或者《遠程合同法》的方式來最終確立電子商務法的完備體系。但是，我國有《電子簽名法》，卻遲遲未出臺《個人信息保護法》。這對我國的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與創新都有著顯著的制約影響。
再比如：作為互聯網產業發展支撐的電信產業，《電信法》遲遲沒有出臺。而十多年前制定的《電信條例》由于立法位階低，其中規定的諸如普遍服務及頻率分配制度無法得到真正實施，阻礙了基于競爭原則的電信監管體系最終形成，并在我國《反壟斷法》與電信監管體制間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緊張，對我國電信業的發展造成了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
互聯網的發展離不開產業發展和制度建設
歸根到底，互聯網在我國的蓬勃發展是我國三十多年堅定推進改革的結果。它依托于我國實體工業及服務業具有的活力，也對我國的法制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實現“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就是要讓所有人看到一支花的綻放，它的確指出了難題的解決方向。找到難題的解決辦法，需要我們產業界人士踏踏實實的努力，需要學界、實務界和政府對法律制度建設進行認真細致的培育。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任重而道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