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了世行、IMF和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而且亞行的職能之一就是為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提供融資，為何還要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呢?這是發達國家反對成立“亞投行”，并拒絕加入“亞投行”的理由之一。但是，先不說世行和IMF，單看亞行。自1966年亞行成立以來，9位行長均來自日本，而日本人壟斷亞行行長早就與美國人壟斷世行行長、歐洲人壟斷IMF總裁一樣，成為了不成文的慣例。
2013年3月，日本召回亞行前行長黑田東彥，任命其為本國央行行長。本來，亞洲新興經濟體對日本壟斷亞行頗具微詞，希望借此機會在中國、印度等大型經濟體，甚至是越南和泰國等新興國家代表尋找接班人。但是，第一捐資比例賦予的投票權非常“任性”，日本在第一時間就宣布了他們中意的候選人——日本財政部官員中尾武彥，毫不顧忌別人的感受。其他亞洲國家再一次失望，此后一直到提名截止日，都沒有新的候選人提議，讓整個行長選舉變成了日本人毫無懸念的加冕儀式。
大家看看，2016年就是亞行成立20周年了，但亞行干了什么呢?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亞行的存在。亞洲除了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成為了發達國家，其他46個國家二戰結束后貧困的局面目前并無多大改觀。美國懷疑，在治理能力、環境和社會保障上，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能否體現世行、IMF以及亞行的高標準，而堅持同樣意識形態和市場規則的亞行，也同樣高昂著頭顱來俯視亞洲各國的扶貧需求。
因此，我們看到，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同樣采取了世行和IMF的標準。擺在亞洲貧困國家面前的，同樣是信用級別、政府透明度、財政緊縮、國企比例等等西方的標準。但是，誰也沒有認識到，哪個洲也不像亞洲，48個國家在意識形態、發展差異、歷史宗教問題和現實矛盾上的差異是這么大!如果采取西方的標準，沒有幾個國家能夠拿到亞行的扶貧款。扶貧款都很難拿到，就別提基礎設施投資了。亞行統計過，2010年至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另需近3000億美元用于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以東亞少數發達國家(地區)為主，亞洲集聚了62萬億美元的私人資本，但亞行無所作為。
看到日韓過上了好生活，起初，亞洲國家也聽從美日的安排，憧憬能夠走上一條逐漸吸收更多“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政策的未來繁榮之路，包括通過放松國家對銀行、利率和匯率的控制，使經濟向市場開放。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IMF基于自由放任的“華盛頓共識”為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開出了猛藥，要求這些國家削減政府開支，不顧經濟衰退來提高利率，并且放松監管。但是，這樣一條繁榮之路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危險，可能被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以及金融災難所吞噬。
令人驚詫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經濟體卻為自己開出幾乎相反的藥方，它們在加大財政政策力度、政府買單、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資金為銀行紓困。而且，為了減輕危機的沖擊，讓全球人民買單，希望中國這個大國“搞刺激”不說，不惜給亞洲新興國家帶來海嘯過后的狼藉，大規模地從亞洲新興國家撤資。從亞洲的角度來看，西方所信奉的關于應如何管理經濟的論調，都成了空話，西方的藥方充其量只能稱得上偽善。
從來沒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中國一直致力于循序漸進的市場
改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授人于魚，不如授人于漁”，相比外資和援助，自己發展更靠譜，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國(地區)市場化和國內需求的基礎。臺灣、日本、韓國承接了從美國轉移過來的制造業，結果他們都發達了;中國又承接了從臺灣、日本和韓國轉移過來的制造業，結果國力大增。
下一步，南亞和東南亞將有望承接從中國轉移過來的制造業，但這些國家沒有像中國一樣完善的基礎設施。費力捕捉一些并不是機會的“機會”，而真正的機會來了，卻沒有能力抓住，這是最可悲的。日本主導的亞行相當刻板、相當苛刻，靠不住。中國是全球制造業基地、有強大的外匯儲備、成熟的基礎設施制造技術，更關鍵的是，中國不會要求這些國家政府治理透明、信用評級較高、財政緊縮，這是他們需要的。亞投行來了，亞行請靠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