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仍難完全走出危機陰影，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并呈現出一些新特征，這些特征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概括為“新平庸”。
全球經濟增速將長期處于“低速增長”。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但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于預期，產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高負債、高失業率等危機后遺癥。同時，由于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近期，
IMF將2015-2016 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期分別下調為3.5%和3.7%。
未來全球廉價資本融資時代將趨于結束。目前全球利率仍處于低位。過去30年，世界實際利率水平由1986年峰值5%下降到金融危機前的2%，2012年進一步下降到接近0的水平。然而，廉價資本的時代可能即將結束。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盈余水平下降，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資回報率、儲蓄-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平等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特別是美國未來的加息，種種因素都將推動全球長期實際利率上升。
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壓力較大，“去杠桿化、去債務化”還要持續數年。全球債務水平處于持續上升之中。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中期，全球債務總規模僅為70萬億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增幅達42%，全球債務負擔占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相關平臺已成最大債券發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債務有價債券所占份額增至43萬億美元，相較2007年同期增長80%。除發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也在金融危機后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
當前，各國“降杠桿”，債務要得到清償，也即“去債務化、去杠桿化、去福利化”。許多國家必然經歷財政緊縮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修補資產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數年，并對經濟增長形成負面影響。
美國從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恐引發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權貨幣洗牌。美元主導全球經濟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前提。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QE)，美元、美債再次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和安全資產。參考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關系可以發現，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4-5年左右，美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資產，這將加大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的溢出風險。當前新興經濟體企業外債高達2.6萬億美元，其中3/4以美元計價。新興經濟體企業的風險上升，并可能傳導至本國經濟金融體系。
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結束，全球面臨通貨緊縮壓力。根據IMF的數據，1990-2013年，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2014年該數值預計為3.9%，其中低通脹率的發達經濟體1990-2013年之間年均通脹率為2.3%，2014年僅為1.7%。去年12月，美國消費物價指數(CPI)環比下跌0.4%創2008年底以來最大跌幅。歐元區12月CPI五年來首次轉負，技術性通縮來臨。目前來看，全球多家國際機構已發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經濟展望》中將此視為全球經濟復蘇最大威脅。
首先，大宗商品繁榮周期趨于結束引發價格危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已連續第三年下滑，特別是國際油價出現自由落體式下落，較6月高位跌幅48%，創五年來新低，下跌勢頭2015年將延續。
其次，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導致供需出現缺口。2008年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以來，全球需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增量需求從美歐主導開始轉變。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2008-2012年，中國進口占全球總進口比例由6.9%升至9.5%。金融危機肆虐三年間(2008-2010)，全球進口萎縮8.4%，中國逆勢增長23.3%，成為全球需求主要支撐者，而隨著近幾年中國去杠桿化和去產能化，增量需求放緩，產出缺口開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場資源成為各國競爭焦點直接導致全球價格總水平下降。
第三，強勢美元回歸引發全球“輸入型通縮”壓力。美元升值加劇全球通縮壓力，同時，美元升值加劇新興經濟體外債壓力。
最后，全球主要經濟體處于勞動人口周期變化拐點。從長期因素看，2008-2014年疊加了美系國家和中國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人口周期拐點。以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衡量，美系國家和中國在2006-2009年經歷了勞動年齡人口周期峰值，歐元區和日本人口周期已于1988-1992年見頂，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趨勢導致儲蓄消費結構變化，消費增長趨于停滯，這將成為進一步引發價格總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