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是充滿陣痛的轉型過程，調整經濟結構、全面深化改革是硬仗惡仗，沒有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和應有的增長速度，不要說推進轉型升級和改革開放，就連社會穩定這個前提條件都將喪失。穩住了就是進，穩住了才能進。
●中央提出在新常態下要穩中求進。但在穩和進的關系上，進更帶有根本性，沒有進，穩也穩不住。進才是實現穩的治本之策。
●政府行政改革首先要解決按照市場制度要求歸位的問題，一是明晰資源配置的權利領域，按照負面清單的管理要求約束自己，清單之外回歸公民、回歸市場。
新常態是既有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新發展方式還沒有建立起來的過渡態。在新常態下，部分支撐“舊常態”下高增長的條件已經喪失，而支撐“未來態”下健康增長的條件還待創造。無疑，穩增長、轉方式，既是新常態下待解的難題，也是新常態下經濟工作的歷史使命。
新常態屬于新舊發展方式轉換的“過渡態”
回溯人類文明史，第一次科技革命堪稱重大事件，它及其引發的工業革命拉開了現代化的大幕。但是，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態，使第一次科技革命與中國無緣。中國不但未能與世界現代化進程同步，而且陷入長期的內憂外患。新中國成立后做了一些工業化補課工作，但長期和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嚴重制約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到改革開放起始階段，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我國經濟總體上還徘徊于農業社會形態。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世界現代化加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卻在外患內憂中原地踏步，中國與世界文明的落差更大了。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追趕”、“補課”的現代化征程。面對農業社會生產力水平和高度集權計劃體制的雙約束，我們用足了后發優勢，經濟體制進入了計劃和市場的“雙軌”制年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激發出無與倫比的動能，持續的增量式市場化改革激發了微觀效率和活力，對外開放使之幾乎零成本地引進了現代科學技術，在近乎原始生產力水平下參與全球化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四大因素讓中國經濟狂奔。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去年中國經濟總量已近美國的60%，實際差距可能更小，人均GDP也已接近8000美元。經濟水平的快速跨越上升，其另一面就是生產力與西方差距的快速縮小。生產要素成本正在與世界接軌，中國世界工廠地位岌岌可危。科技引進成本大幅提高，依靠引進模仿已是窮途末路，科技成長亟待依托自主創新。中國的經濟規模已達60多萬億，每年40億噸煤炭和近5億噸石油的消耗，使生存環境承受不了，粗放發展、規模擴張幾乎陷入絕境。政府權力和計劃手段主導的增長，由此助長的失衡、低效、腐敗恐怕都已到了極限。
經歷30多年的追趕和補課，經濟增速已不可逆轉地步入下行通道，中國經濟正在陷入深度“盤整”，背后因素是經濟發展方式進入“Z形”拐點。要素驅動亟待創新發展，“雙軌”體制亟待單軌運行，政府管理經濟手段需要大變。
新常態下首先需要穩增長
把握新常態，不能丟了增長這個前提，不能迷失大方向。
中國自明清以來，對人類科技進步的貢獻，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因此，近代以來中國人發出了救亡圖存、復興中華的吶喊，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國經濟和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300年的落差，30年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彌補的。以去年發展水平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不到13%，人均GDP水平差距更大，世界排位仍在80左右，與最富裕國家差距高達十幾倍，還有7000萬人溫飽沒有解決；城鎮化水平看，按照常住人口計算城鎮化率55%左右，按照戶籍只有36%左右，而西方發達國家都已經超過80%，有的國家超過95%；農業現代化水平看，中國農業產值占比仍然接近10%，農業勞動力占總就業人口比例仍然接近30%，而美國這兩個數據均已少于2%。因此，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強調，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必須牢牢把握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必須確保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無疑，穩增長是貫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線，自然也是新常態下的首要任務。
穩增長不僅是硬任務，而且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前提條件。我國經濟發展這趟快車，高速行駛了30多年，現在雖已快不起來，但也不能慢下來。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每年單需要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就高達700萬，穩增長從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穩就業、保民生。新常態是充滿陣痛的轉型過程，調整經濟結構、全面深化改革是硬仗惡仗，經濟增長、社會運行、民生保障都將面臨生態重組，沒有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和應有的增長速度，不要說推進轉型升級和改革開放，就連社會穩定這個前提條件都將喪失。穩住了就是進，穩住了才能進。
穩增長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我國人均GDP進入中上水平時間還不長，這反映生產力的綜合水平還不高，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后發優勢依然存在。我國國家大、地域空間廣、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廣闊的農村和內陸腹地，可以使經濟梯度發展、漸次開花，我國經濟發展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部署，對外開放還存在著巨大的拓展空間，這都將為發展注入新的紅利。特別是經過35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外匯儲備水平、國有經濟實力、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配套條件、人力資源發展、宏觀調控能力等，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充分可能。我國經濟發展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實現穩增長完全具備條件。
實現穩增長需要堅持承上啟下、穩中求進�！傲_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經濟發展的轉型期，無疑要堅持繼承和創新相結合。當前，就如煤礦開采，“主礦”雖然挖得差不多了，但“副礦”還有剩余，要鏟經濟的“副礦”，在打造經濟升級版的同時，仍然需要“老辦法”。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加強財政、貨幣和產業、投資等政策協同配合，為經濟增長提供適度寬松的貨幣環境。要繼續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重點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重大水利、中西部鐵路、節能環保、社會事業等領域，要發揮好政府投資“四兩撥千斤”的帶動作用。要繼續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大力改善消費環境，通過改善供給質量來激活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穩步增長。要繼續發揮出口的支撐作用，開發更多出口產品，拓展更廣市場領域，搶占更多市場份額。對部分過剩產能，要通過打開國際市場來消化。當前，要抓緊把“一路一帶”、“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這三大新的區域戰略和城鎮化發展戰略落實到位，這是新一屆政府穩增長的重大戰略抓手。
穩中求進特別需要防風險。防風險也是經濟工作的底線。如果風險失控，不但穩中求進做不到，整個經濟工作大局都要受到沖擊。既有發展方式、過去一些年的調控、國內外經濟大勢變化，都累積了一定的風險，尤其是政府債務、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產能過剩等方面的風險性更高。當前面臨的這些風險，彼此是緊密相連的，稍有不慎可能釀成系統性風險，并最終都將轉嫁給了金融。風險度還和經濟能否增長、有多高的增長密切相關。要高度重視風險防控，正確處理好局部風險和系統風險、防風險和穩增長的關系，從局部防控入手，防止局部風險蔓延，從穩增長入手，防止風險失控。
新常態下根本使命是抓改革
中央提出在新常態下要穩中求進。但在穩和進的關系上，進更帶有根本性，沒有進，穩也穩不住。進才是實現穩的治本之策。完成新常態下轉方式的歷史使命，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根本性轉變，就是要破解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世界難題，既遵循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從而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高、創新激勵最大；又要使黨和政府的作用都得到積極發揮，中國政治制度優勢盡顯，從而使資源配置效率更高、創新激勵更大。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需要緊緊圍繞市場做文章，牢牢把握市場主體、市場資源、市場看護者三大關鍵領域，讓它們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各司其職。
要實現讓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我國改革是按照體制外逐步放開、體制內由易到難逐步推進的。在這種改革邏輯的支配下，產業鏈條末端的產品和服務率先實現市場化，而投入端要素的價格改革推進極其緩慢，尤其是土地、資源性產品、金融和技術等，實現真正讓價格配置還面臨艱巨任務。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當前關鍵是要徹查督導，讓“招牌掛”別再流于形式，確保任何權力都不得干擾土地拍賣，讓土地按照市場價格實現競價交易，別再讓土地成為不法官商暴富的肥肉。資源性產品，比如水、電、氣等，受上游價格壟斷的影響，改革事實上就是漲價，對下游的企業經營和人民群眾生活都將產生負面影響，早改比晚改好，關鍵是要與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和工資改革配套進行，把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帶來的陣痛減小到最低程度。金融市場化改革同樣要系統設計、全面推進，關鍵放在存款利率市場化和大力發展非國有金融主體上，消除壟斷，再造競爭性的金融生態。技術市場化改革任務更為艱巨，要立足于經濟發展的主戰場，打造技術創新圍繞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依靠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把技術的創造力激發出來，把技術創新的價值體現出來，把知識分子的創造熱情激發出來。
要實現讓市場主體的產權安排能夠產生最大激勵。企業是創新的主體，而這取決于能否建立起最具有創新激勵的產權安排。產權理論認為，只有把企業的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權捆綁到一個主體身上，讓這個主體承擔行使剩余控制權的后果，即既享有帶來的收益、也承擔造成的風險，這個主體才會把企業競爭力、生命力放在首位，才能夠把心思用在創新上。國有企業之所以成為“問題”，就在于這種企業的產權安排，讓行使剩余控制權的經營者不完全承擔經營責任，而真正享有收益、承擔風險的全國人民又缺少充分手段來行使控制權，所以，一個公有制、國有制一統天下的國家，注定是不可能最具創新力的。依靠黨性來產生最大創新激勵，對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短期可以，長期不行。無疑，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首先就是要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堅持有退有進、有所為有所不為，關系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的領域，優先考慮的是宏觀效用而非微觀效率，要繼續發展壯大。多數國有企業應該采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通過多元化的產權安排，讓一些擁有完整產權的主體成為股東。同時，要推進員工和經營者持股的改革，讓現有的“內部人”擁有部分完整產權，把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經營行為與經營結果捆綁到一起。
要實現讓政府行政中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勢。政府行政改革比價格和國企改革還要難。當前，服務市場的行政生態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政府越位、錯位、缺位問題還相當嚴重，“下場踢球”現象依然存在，領域壟斷、資源壟斷、官商聯手壟斷問題屢禁不絕。政府行政改革首先要解決按照市場制度要求歸位的問題，一是明晰資源配置的權利領域，按照負面清單的管理要求約束自己，清單之外回歸公民、回歸市場；二是政策制定要遵循“普惠制”，讓相同類群享受平等政策，對于同一類群不再搞“政策洼地”，從而形成競爭性的政策環境；三是履行好決策、服務、監管等“份內”職能。政府行政改革還要解決比資本主義政府作用發揮得更好的問題，主要是保持政治優勢，強化執行力，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突出優勢。要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履行得比資本主義更好，為市場經濟發展、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更好服務、更大激勵。保持政治優勢一個重要選擇是調整“指揮棒”的內涵，重新確定對各級黨委的考核指標，從而把執行力的優勢用到關鍵處。要在保留GDP增長率指標的同時，把市場主體增長率、單位GDP能耗降低率、享受同城相同社保待遇人口增長率、科技創新等納入考核指標范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