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西安市出租車調價方案聽證會上，29名代表僅1人反對出租車調價，這個人就是藍田縣前衛中學的政治老師白兵洋。他認為司機收入低應該從降低份子錢開始，而不是通過一味提高打車價錢來增加司機收入。
調價還是反對調價，這是一道選擇題。價格上調并不意味著服務更好。司機的確辛苦，但這種辛苦并不是將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充分理由。而且，價格到底高不高，以不同標準看，結論可能完全相反。
當選擇項比較少時，選擇就容易出現困難。即便反對調價，反對者對出租車司機的生存現狀還是比較擔憂;即便贊同調價，也對贊同調價之后服務能否改進，出租車司機待遇能否提升保持懷疑。
所以，當選項被限制到消費者犧牲，還是出租車司機犧牲時，矛盾就必然存在和激化。任何一個選項，都可能引起另一個群體的抗議和反感。此時，相關群體的利益已經被放在了利益天平上：調價，出租車司機暫時滿意，公眾牢騷滿腹;不調價，公眾暫時滿意，但出租車司機有些不堪重負，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出租車司機罷工的現象。調價還是不調價，成為了無法共贏的博弈。畢竟，選項涉及的群體都沒有退步和妥協的條件，選擇的結果只能是一個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這是多么難以接受的結果。
其實，現實的選項不僅僅這兩個，除了調價和不調價之外，還有其他被隱藏的選項：開放出租車號段，引入更多出租車;增加出租車司機保障，直接給予司機更多補貼;降低出租車份子錢，讓出租車司機和消費者都可以獲利。尤其是后者，這其實就是一直存在的核心議題：本來，出租車一天的營業額并不少，但其中的大頭卻交給了公司，出租車公司躺著就把錢給賺了。當然，他們無法抱怨公司，因為公司比他們強勢，他們只能寄希望于調高出租車價格。在消費者面前，他們至少還有話語權。
雖然，出租車公司承擔著一定管理職能，但這種管理是否必須由公司承擔，這種管理的成本是否太高，都是無法回避的核心議題。在國外，類似的出租車公司為何不存在?人家的出租車市場也沒有亂，出租車司機的素質也沒有下滑。是嚴格的出租車進入審核，與規范的行業協會自律，讓出租車司機實現了自我管理。既然國外能做到，我們為什么做不到?或許，不愿做到才是最根本原因。因為，不愿就意味著憑空多出一個出租車公司，而它們只要掌握資源，就可以憑借其壟斷地位，把錢舒服地賺了。
由于話語權不同，在論及出租車問題時，解決問題的選項被減少至兩個：調價還是不調價。無論調不調價，出租車公司都處于旱澇保收狀態。甚至，它們還可以把調價之后的紅利，通過漲價的方式揣進自己腰包。所以，出租車公司并不在意司機和乘客之間產生摩擦，對于他們來說，如果不觸及出租車壟斷，摩擦就有百利而無一害。可憐的是，都是弱勢的乘客和出租車司機被無辜地放在了博弈的天平上，原本已經無助的他們，還要通過侵害另一方才能獲得暫時的安穩。這就是現代版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出租車公司通過問題的隱藏和選項的設置，隱身于弱者的拼殺中。
這就提醒我們在面對公共議題時，能有開放的視野，能有平等的話語權。如果沒有開放的視野，就可能陷入既得利益者設定好的選項中無法自拔，發現無論怎樣決定都是錯。而如果沒有平等的話語權，就可能在別人的描述和表達中暈頭轉向，分不清事情的重點在哪里，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哪里。只有頭腦清楚、表達自由，我們才能看到簡單選項背后隱藏的核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