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塑料王國》的導演王久良歷時三年調查發現，每年都有上萬噸廢棄塑料、醫療廢棄物等“洋垃圾”，源源不斷地從美、英、德、法、韓等國涌入中國。這些帶毒的“洋垃圾”，漂洋過海進入中國沿海地區各省份的廢塑料回收廠，成為當地一些百姓的創富資源。王久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他在調查過程中不僅遭遇了地方政府的阻力，當地那些普通百姓也會聯合起來保衛那些“洋垃圾”。
“洋垃圾”是禍是寶，處在不同位置的人會有不同看法。在旁觀者眼中，它們的危害不容小覷——回收垃圾產生的污水未經處理排入河中，致使魚蝦死絕;不能回收的塑料垃圾，直接填埋污染地下水，焚燒則會污染空氣;農民分揀垃圾時缺乏必要的保護措施，容易遭受病菌感染甚至因此患癌。但在當地人看來，帶毒的“洋垃圾”是重要的創收途徑，子女的教育費用、日常開銷可能都指望它。
貿然給那些以分揀垃圾為業的農民貼上“愚昧”或“短視”的標簽，并不可取。他們未必不知道自己是在用健康換取微薄收入，但今日中國的一大現實就是，對于農村地區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而言，如果以健康為代價能謀得生計，相信很多人會毫不猶豫。正因如此，當王久良這樣的外人試圖“解救”他們時，那些每天與毒垃圾打交道的人并不領情，他們更擔心會丟掉一份月入七八百元的工作。
厘清這一層利害關系不難看出，我們在討論如何破解“洋垃圾”之患時，繞不開那些承載帶毒垃圾的土地，也繞不開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們所面臨的發展之困。在整個國家的經濟在大踏步向前邁進時，在城市化讓越來越多的人的生活變得更美好時，因為城鄉發展機會的不平等，這些人已經喪失了“分蛋糕”的資格。當“活下去”成為第一要務，談健康、談環保對他們來說，都會變得很奢侈。
如何阻斷“洋垃圾”對中國的毒害?媒體和專家都已經開出過很多“藥方”——比如，從源頭上把好進口關，特別是將有毒的“洋垃圾”堵在國門之外;比如，從法律法規層面對垃圾回收產業進行規范，建立嚴格的監管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制度;比如，加強環境監管和環境執法，要求垃圾回收企業為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健康保障;再比如，及時公布環境信息，健全舉報制度，加強社會監督等。
這些“藥方”當然都很對癥，如果嚴格落實也應該能治理“洋垃圾”帶來的諸多問題。但如果考慮到前面所說的發展之困，這樣的治理方案顯然難言完美。一方面，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普通民眾，出于利益考慮，可能不會那么配合;另一方面，即使這些治理舉措能落實，那些受經濟所迫卻身無長技的人們，很可能只是從一個帶毒的行業轉向另一個帶毒的行業，矛盾沒有被消除，只是被轉移了。
因此，在用前面那些“藥方”治理“洋垃圾”問題的同時，還應該著力于解決一些農村地區發展“貧血”的問題。從媒體報道可知，那些帶毒的“洋垃圾”聚集之地，往往都是經濟發展的“洼地”，如果能通過適當的財政幫扶和政策傾斜改變發展失衡狀態，讓這些“洼地”能有更多的機遇和選擇，地方政府或許不會稀罕垃圾回收企業制造的“帶毒的GDP”，民眾也不會將分揀毒垃圾視為美差。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已經明確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改變一些地區仍要靠犧牲環境和民眾健康謀發展的局面，讓經濟落后地區民眾享有更多的發展機遇，顯然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題中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