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央行引導基礎貨幣利率下降的行為，沒能通過金融市場有效傳導到信貸市場。這說明新機制下利率的傳導機制還不順暢，但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貸款利率完全放開，信貸利率更多反映的是實體經濟狀況的風險利率，基準利率和金融利率變化對信貸利率的影響較小。
貨幣當局一直在努力設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但受轉型期間經濟運行風險上升和新貨幣機制下利率市場化程度提高的影響，經濟持續低迷帶來融資風險溢價上升，降低基礎貨幣成本、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對融資成本降低的影響企業差異性大，而貨幣穩中偏緊基調不變，因而實際效果怕還很有限。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說法，實際上是認可了經濟因持續低迷，下行“黏性”較大而處于“底部徘徊，有限復蘇”局面的判斷。而在筆者看來，目前市場已重新回到上半年偏悲觀的經濟前景預期狀態。由于經濟轉型和結構轉換時期的“新常態”的典型特征是“宏觀穩、微觀差”，微觀經濟習慣“強刺激”，“微刺激”狀態還需有個逐漸適應的過程，而“市場”出清替代“政府”出清，信用風險暴露增多沖擊人們心理預期，從行業生命周期角度，經濟發展到了產業集中整合階段，總量擴張放緩，將長期性因素當作短期沖擊的情況，導致了經濟悲觀預期的常態格局。
從經濟增長動力看，多年一直在探索的轉向內需模式仍未見成效，今年經濟在底部平穩運行，還得益于海外經濟的企穩，得益于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開拓。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雖然一直在致力探索內需型增長道路模式，在促進中國經濟的外向發展方面，更不遺余力，通過人民幣走出去的穩步推進、通過雙邊自貿協定的逐個建立，中國經濟的國際化和全球化取得持續進步，凈對外投資接受國的地位也即將發生改變。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的增強，表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動力，越來越離不開國際經濟環境，在全球經濟仍在全力以赴求穩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獨木難支。
另一方面，自去年以來，中國貨幣的形成機制已有了變化：具有被動特征的外匯占款增長退居次位，央行可以主動控制的公開市場操作走上了前臺，成為左右我國貨幣投放的主要載體。在外匯占款為主的貨幣被動增長模式下，對流通貨幣環節信用創造過程的直接調控，是貨幣當局對貨幣調控的主要場所。與此相對應，新機制下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實施場所逐漸回歸到了準備金市場。這個變化，意味著如今央行對貨幣的調控，已主要通過調節基礎貨幣的增長來實現。
基于準備金市場成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主要平臺和場所，貨幣數量(即流動性)和貨幣成本都成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且貨幣數量和貨幣成本在獨立性上首次得以實現。新貨幣運行機制和新貨幣政策操作場所，意味著貨幣政策工具的轉換。在新機制下，央行引導社會融資成本的下降，不是再像以往那樣直接調整信貸利率，而是通過引導貨幣利率下降，通過金融市場間利率的傳導，達到間接降低信貸市場借貸利率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在當前的貨幣形成和調控新機制下，完全的利率市場化才有可能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最直觀體現，就是企業融資的自由定價、商業銀行存貸利率的完全放開。
但是，前期央行引導基礎貨幣利率下降的行為，卻沒能通過金融市場有效傳導到信貸市場。這說明新機制下利率的傳導機制還不順暢;但更為重要的是，由于貸款利率完全放開，信貸利率更多反映的是實體經濟狀況的風險利率，或者說是個魏克塞爾式的自然利率，而基準利率和金融利率變化對信貸利率的影響較小。就此而言，筆者認為，此次降息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恐怕很難。
要降低自然利率，在貨幣環境上就只能擴大流動性供應，然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我國宏觀流動性都處于過度寬松狀態，社會經濟運行的實情是——只要有好項目，就不缺資金。企業普遍困難的融資局面，往往與企業其他方面的困難狀況聯系在一起，即實體經濟經營困難帶來風險溢價的提高，使全社會融資利率上升。若從貨幣和工業增長的相互關系看，我國實際上已處于“流動性陷阱”的邊緣：增加貨幣投放，刺激不起新需求，大部分被用于制造“資產泡沫”了。
就各企業間實際情況看，中小企業的利率自由化程度要顯著高于大企業。大企業尤其國有大企業，由于議價能力高，以及傳統習慣和良好關系的影響，通常以基準利率為定價基準，貸款利率“隨行就市”的情況并不普遍。因此，此次利率調整，大企業將直接受益，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卻并不一定能得到多少好處。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場利率在前期貨幣當局降低基準貨幣成本的引導下，早已先行下降了，因此，在基準利率下降的刺激下，資本市場融資利率低位運行的基礎會更加鞏固，未來還會有繼續下行的動力。
央行在降息公告中強調，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貨幣政策基本取向沒有改變。央行將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適度增長，促進經濟健康平穩運行。
今年以來，雖然央行的數量和價格工具頻繁互現，但在數量工具的選擇上，“定向”+“短期”是其主要特征;貨幣當局在降低融資成本這一主要政策目標上，主要還是采用與新貨幣機制相適應的價格型工具——降低基礎貨幣利率。“緊數量、低利率”這一政策取向確實沒改變;這一看似矛盾的做法，在新貨幣機制下卻完全可以實現。只是，市場必須理解：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低利率”是指金融市場的利率。考慮到利率指標體系的變化，央行的降息之門實際上早已打開，未來也將繼續前行。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央行“流動性閘門”并沒有開啟;房地產等高風險資產領域對資金的饑渴，仍然得不到貨幣當局的響應。由于本屆政府執政還不滿兩年，有更長的執政視野，在處理短期增長和長期結構調整關系上，明顯更趨向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