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市場降息降準應對通縮的呼聲逐漸高漲，但本周三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融資貴、融資難”的十項舉措(下簡稱“新融十條”)明白無誤地傳遞出一個信號——中國央行不會輕易降息降準。
事實上，今年以來市場降息降準的呼聲一直存在。歐洲央行今年6月5日降息之后，慮及外需市場的復蘇進程可能拉長，當時市場就有聲音認為中國央行應該跟隨降息，以抹平意外拉大的境內外息差，防止人民幣走強傷及已經疲弱的出口部門。
不過慮及總量規模已經不小的貨幣信貸，國務院最終選擇的辦法是在不降息的情況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用結構性的辦法解決結構性的問題。這亦是周三國務院常務會議通稿中說“今年7月以來”的含義所在，因為“多措并舉緩解融資成本高”，最早就是在今年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的。巧合的是，當時出臺的舉措同樣也是十條(下稱“融十條”)。
逐一比對“融十條”和“新融十條”，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經濟面對的基本問題沒有大的變化：貨幣總量仍然不算小，不少需要低成本資金的部門仍然難以找到相匹配的資金供應。雖然7月底到現在，由于油價連續走低帶動全球通脹水平下行，引發市場對于通縮的擔憂，但我們必須正視的是，這種通縮并非由于總需求下行而引發，如果不抓住時間窗口推動結構改革和要素價格改革，萬一不久的將來油價又漲回來了怎么辦?
最近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所部署的事項，正是順應了這一邏輯：先是要求加快推進價格改革，繼而推出“新融十條”，更有針對性地緩解融資成本高問題。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中，數量型工具的首選也是有針對性調節金融機構資產端的工具，而不再是直接降準打開水閘普遍灌溉。
以“新融十條”中市場最為關注的第六條，也即要求抓緊出臺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方案為例，也是著力于打開中小企業股權融資的大門，以期改變融資主要依賴于債務工具，而且多數情況下是高成本債務工具的現狀，來平衡資產負債表。事實上，過于依賴債務融資也是中國經濟過去數年來的難點和痛點所在——一方面，風險大量沉淀在商業銀行體系;另一方面，存量債務的化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利率市場化本身。
因此，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有針對性地緩解“融資貴、融資難”，是經濟政策預調微調的做法。雖然不排除未來全球通縮加劇令降息成為必要之舉，但至少“新融十條”傳遞出的政策信號是，當前結構改革的順序依然優先于總量寬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