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再出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
11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十項舉措,其中以“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和“改進合意貸款管理”最為有力,可以直接提高市場的流動性供給,主流機構預期將提供數萬億資金。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判斷,若將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同業存款納入一般性存款,理論上的最大值是釋放7.4萬億人民幣信貸,但考慮銀行資產端業務相應調整、實體信貸需求疲軟以及央行信貸額度控制,實際可釋放的人民幣信貸或不及預期。
觀察近期的數據,也支持資金面寬松的預期。11月20日,匯豐公布數據顯示,匯豐中國11月制造業PMI初值回落至50.0,為六個月以來最低值。分項指數中,受出新口訂單回落影響,產出指數由上月的50.7回落至49.5,為自今年四月以來最低。11月原材料庫存指數明顯回落,采購量指數落入收縮區間,顯示庫存需求仍在下行。
此前的經濟和信貸數據也不樂觀。10月份的經濟數據顯示國內通脹壓力仍較溫和且經濟依然較疲軟,10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出現較大下降,拖累社會融資規模低于預期,M2增速放緩至12.6%。
在這一數據背景下,市場普遍預期,貨幣政策放松壓力大,后期流動性仍將維持較寬松格局。但是,政策寬松將以何種方式體現?究竟是以引導利率下行的方式,還是在流動性層面釋放?
前期,央行不斷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下行。在監管層的角度,引導正回購利率下行的意圖是,通過降低銀行同業融資成本,進而降低資產端利率。但實際上,一方面,沒有短期流動性的注入,只是調低正回購利率并不能持續壓低貨幣市場利率,另一方面,即便貨幣市場利率切實降低,由于同業在銀行資金來源中占比較低,對于降低銀行總體負債成本貢獻有限,也就難以有效傳導到資產端利率的下行上。
在筆者看來,既要解決“融資難”、又要解決“融資貴”,需要價格型政策工具盒數量型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不僅僅需要SLF、MLF這類創新工具,還可以考慮相應調整準備金率。同時,不僅貨幣市場利率要下行,基準利率下行才能更好引導政策。
觀察央行今年以來的工具創新,無論是SLF、PSL和MLF,其實質內涵都是再貸款,區別則在于創新工具更具指向性,這也是中國貨幣供給從外部貨幣占款向內部派生轉變的實質。但是,這一貨幣供給方式難以滿足中長期的流動性需求。同時,如果監管層調整存貸比指標,將同業存款納入貸存比指標的存款分母,這將擴大銀行存款基數,要求商業銀行補繳存款準備金。中金公司判斷,由于當前央行不可能收緊貨幣政策,因此可能通過降存準的方式對沖存款準備金繳納范圍擴大的影響,可能將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3次。
觀察明年的政策取向,筆者認為,一方面,政策將依舊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這不僅僅需要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下行,而且也有必要在基準利率方面有所調整,才能更好地達到政策引導的目的。另一方面,就流動性預期而言,在通縮壓力堅強、房地產再泡沫基本無虞的背景之下,央行不僅會繼續運用多種創新性的政策工具定向釋放流動性。同時,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也應該在決策層考慮的范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