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市場漸漸出現了放緩金融改革的呼聲，而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就業不降反增的現實，為政府“不出臺強刺激政策而是強力推改革”增添了足夠的底氣。而當下的焦點，無疑是金融如何在貸款數量和成本方面更好地服務小微和三農，而在監管層看來則是如何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這無疑是一對短期內矛盾但長期內一致的政策目標，核心在于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金融生態。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三季度例會強調，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與二季度相比，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這次關于貨幣政策的表述沒有變化，只是更加強調了經濟形勢的復雜程度，刪除了“經濟金融結構開始出現積極變化”。例會密切關注國際國內經濟金融最新動向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變化，強調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在7月社會融資規模和人民幣貸款大幅回落;8月工業增加值大幅下降，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同比下降1.5%，出現年內首次負增長的新環境下，有關怎樣厘清中國經濟的變動狀況及宏觀政策的調整思路的不同觀點爭論又激烈了起來。其實，國務院常務會議及政府高層近期有關看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單科”，更要看趨勢、看全局、看“總分”，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會因為單個經濟指標變化而做大的政策調整的講話，已經定下了宏觀政策的基調：沒有強刺激，只有強改革，一定程度的經濟放緩是可以接受的，不會直接出臺全面放松政策，比如全面降息、全面大幅下調存準;但窗口指導、定向放松等靈活工具會不斷出臺，貨幣政策將會更加注重價格調控，引導資金利率下行，會通過市場化改革措施來降低市場梗阻，降低市場要素的流通成本等等。
當下的突出矛盾在于，流動性結構性不足加劇了貨幣政策的制定難度。今年以來央行實施的定向寬松政策引發了市場不少質疑，尤其是對貨幣政策該不該被賦予結構性任務，爭議很大。比如，支持棚戶區的萬億PSL就被認為是變相向市場放水。而從實際融資需求的角度來看，當前經濟中存在的流動性結構性不足，加大了貨幣政策按常規措施實行的難度，這實際上使定向寬松這類政策的出臺在所難免。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就認為，考察市場流動性缺不缺是很難的，能體現資金供需矛盾最直接的指標就是貨幣利率。看從銀行間資金拆借利率來，8月利率水平較7月有所回落，表明目前市場資金狀況并不緊張，流動性整體上并不缺，公開市場的資金價格也在下降，但一些中小企業仍無法得到更多貸款，這體現出當下的流動性的結構性毛病。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度依舊很高。對于當前央行面臨的境況，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認為“是虛擬經濟領域流動性過剩，而實體經濟領域則是流動性嚴重不足，而這也是央行在調整貨幣政策方面讓外界看來顯得‘糾結’的原因所在。”這就是當下的現實，流動性結構性不足的難題不解決，常態的貨幣政策就很難替代定向寬松。
更讓人憂心的是，今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內市場漸漸出現了放緩金融改革的呼聲，涉及從利率市場化到人民幣國際化等多個領域。比如有知名學者就提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固然十分光榮，但中國經濟利益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必然要求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及資金實現自由流動，這都會導致大量流動資金進入本國，可能會帶來房地產泡沫、股市泡沫，以及貨幣急劇升值等結果。這些學者認定，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大障礙是國內制度和市場機制沒有準備好，如果匆忙放開步伐，很可能觸發巨大的風險。
在此緊要關頭，面對經濟領域中涌動的風險，中國政府不急躁、不慌亂、不失措，保持定力，在經濟轉型上決心刮骨療毒。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表態，將以更大決心和力度推動金融改革創新，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允許各類資本平等參與金融市場競爭;通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更好保護存款人利益;有序擴大資本和貨幣市場對外開放。同時，繼續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若問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抱有強烈信心和“不出臺強刺激政策而是強力推改革”的底氣來自哪里?答案是來自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就業不降反增。今年1至9月，我國城鎮新增就業超過1000萬、與去年同期相比多增了十幾萬，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顯然，這為政府進一步提高經濟放緩容忍度創造了條件。
有知情人士近日透露，由央行牽頭的“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方案”正在抓緊研究制定中，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即將公布。據悉，方案將涉及放寬金融機構準入門檻，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允許境外企業在境內上市，大力發展保險業，完善匯率市場化改革機制，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等內容。事實上，近來國務院出臺的一系列關于金融改革文件，就包括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支持發展方式轉變經濟轉型升級，以及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意見，這無疑為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出臺奠定了基礎。
以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態勢而論，金融領域基準價格市場化，尤其人民幣匯率與利率市場化，融資結構轉變以及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在市場準入上大幅放開，允許民間資本與外國資本比較自由地進入金融市場，這三個層面的改革最為迫切。而當下輿論的焦點，無疑是在金融如何在貸款數量和成本方面更好地服務小微和三農，而在金融機構和監管層看來則是如何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這無疑是一對短期內矛盾但長期內一致的政策目標，核心在于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金融生態。
總而言之，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需要打破部門利益藩籬，要站在公共政策的寬泛視野去理解決策科學化。正如專家所言，如何在準確把握金融自身邏輯的基礎上去構建金融體系，拿捏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關系，妥善處理綜合經營和分業監管的問題，并不失時機地推進資本市場開放，應當成為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另外，還需跳出中國市場來看中國經濟。就此，筆者以為不妨聽聽安邦研究團隊提出的建議：從戰略上考慮在非洲推動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以金融戰略推動人民幣和中國商品進入非洲，給中國經濟提供額外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