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新特點·新對策系列專訪
●近年來政府確定的7.5%的GDP增長目標，由于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增長速度，并不意味著將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實際上，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沒有尋求高于預期目標的增長速度，沒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緩解了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避免了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當前，抑制潛在增長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戶籍制度對勞動力供給潛力的制約、現行投融資體制對投資效率改進的制約，以及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瓶頸導致的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約等。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
●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這十年中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夠使GDP的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生產率的增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它所對應的提高GDP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更高達0.99個百分點。這兩項改革加總起來，理論上可以帶來兩個百分點的GDP額外增長速度。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年均GDP增速9.8%的優異成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近幾年，隨著我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GDP增速連續幾年降到兩位數以下，國內外出現了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質疑之聲，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原有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進而影響經濟增速放緩，他認為，未來不能指望需求方面的刺激政策解決這個問題，而應通過提高潛在增長率的一系列改革，帶來顯著的改革紅利。
中國經濟換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經濟參考報》：截止到2014年第二季度，以季度觀察的中國GDP同比增長率，已經連續13個季度低于改革開放35年的平均年增長率(9.8%)。國內一些悲觀人士受此影響陷入經濟悲觀論，而在國際上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也此起彼伏。那么，您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這種突然由高到低的現象是中國所獨有還是具有普遍性？
蔡昉：大多數了解世界經濟發展的經濟學家，無疑都認可高速增長之后要經歷增長減速過程，進入常規增長階段，這種現象自然也同樣適用于中國。美國經濟學家艾辰格林等人在分析多國歷史數據后發現，以一個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為拐點，年均增長率從之前的平均6.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3.3%。分別看不同的國家可以得出結論，減速本身是發展階段變化的自然結果，但是，在換擋期采取什么樣的應對之策，卻決定一個國家從高速增長進入較低速度但更可持續的增長，還是一路減速至長期經濟停滯。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經歷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目前正在經歷這樣一個自然減速的過程，也就是常說的經濟增長換擋期。在過去36年時間里，在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于經濟增長制度條件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穩步降低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較低且不斷降低的人口撫養比有利于實現高儲蓄率，保證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積累，同時勞動力充分供給阻止了資本報酬遞減，保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巨大貢獻份額，這個撫養比如果下降，意味著經濟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第二，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以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為載體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第三，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意味著資源實現了重新配置，推動了生產率的迅速提高。根據我們的測算，在1982—2010年期間的GDP增長中，資本投入的貢獻率為71%，勞動投入的貢獻率為7.5%，人力資本貢獻率為4.5%，人口撫養比貢獻率為7.4%，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為9.6%。
多年來，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作為長期低生育水平的結果，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逐年減慢，并于2010年達到其峰值，此后開始絕對減少。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則由下降轉為提高。人口結構的這種根本性變化，首先表現為普通勞動者的短缺和工資持續上漲，制造業生產成本大幅度提高，傳統比較優勢趨于喪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在中國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已經發生，投資的回報水平顯著降低。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減少，也將減緩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從而縮小了生產率提高的空間。因此，可以預期中國將經歷一個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過程。
《經濟參考報》：這種因為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經濟增速放緩大概將持續多久？
蔡昉：一個經濟體的增長率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因素。從供給方面來看，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決定GDP的潛在增長率。而從需求方面來看，出口、消費和投資需求決定了該經濟體是否能夠在其潛在供給能力上實現增長。
由于人口因素的影響涉及勞動力供給、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年以后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根據我們的估算，GDP的潛在增長率，即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速度可以維持的正常增長速度，正在從1995-2010年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時期還將下降。
不要指望通過刺激需求重回高增長
《經濟參考報》：當前，無論是學界還是政府部門都對于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存在著頗有爭議的不同觀點，進而提出了不同的應對之策。一種觀點認為，減速是供給方因素所致，另一種觀點認為是需求方因素所致。您將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歸結于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就是供給方，有人好像并不認同，他們主張通過擴大需求重新使中國獲得高增長，您怎樣看這種觀點？
蔡昉：大多數悲觀論都把中國經濟減速歸結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廣為流行的說法是，中國以往的增長過分依賴外部需求，不僅應對全球經濟的不平衡負責，還導致自身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因此，持這類觀點的學者一般建議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國內需求對GDP的貢獻份額。與此邏輯相連的政策建議是，既然短期內不可能提高國內消費需求，那么，通過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則是拉動內需的有效手段。這類政策建議錯把經濟增長減速歸結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顧潛在增長能力下降的供給方面因素，一旦轉變為實際政策，不僅無助于提高增長速度，甚至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的進一步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
在人口紅利消失、制造業比較優勢減弱，從而供給因素制約投資需求的情況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過補貼等方式保護落后產能，并不會對競爭性的實體經濟產生推動作用。由于基礎設施需求是由實體經濟派生出來的，在實體經濟沒有更大投資需求的情況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產能過剩之外，只會把流動性引向房地產、股市、海外資產和其他理財產品，最終推動經濟泡沫。這種情形的一個最糟糕的后果，便是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泡沫經濟的破裂，以及此后的長期經濟停滯。
因此，針對經濟增長減速的政策應對，第一步便是使實際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宏觀經濟學中所謂的“奧肯定律”表明，實際增長速度低于潛在增長率的部分，對應著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業，2012年和2013年中國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沒有出現明顯的周期性就業問題。例如，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而調查失業率大體保持在不高于5%的水平。根據測算，由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構成的自然失業率目前大約為4.1%，不高于5%的調查失業率則意味著，周期性失業率最多不會超過一個百分點。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或者失業，是一種典型的結構性失業現象，而結構性失業不能靠總量刺激政策來解決。
可見，近年來政府確定的7.5%的GDP增長目標，由于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增長速度，并不意味著將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實際上，過去兩年中央政府沒有尋求高于預期目標的增長速度，沒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緩解了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避免了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固然，宏觀經濟受到需求方面因素沖擊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應對經濟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選擇恰當政策手段時，區分長期的結構性因素和短期的沖擊因素至關重要。
當務之急是挖掘改革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經濟參考報》：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意味著以往的增長源泉已經式微，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那么，中國經濟未來要繼續發展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蔡昉：中國經濟要發展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從勞動力和資本投入驅動型，轉向主要依靠創新和生產率提高驅動型。
一般來說，發達經濟體處在技術創新的前沿，經濟運行的體制和機制也比較成熟，實現每一個百分點的GDP增長，都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以，它們不可能有很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最終，中國經濟也會到達這個階段。但是，在那之前，通過消除制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礙，在一定時期里仍然可以取得較快的增長速度。換句話說，雖然不應尋求超越潛在增長率的實際增長速度，但是潛在增長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長速度，就是獲得改革紅利的過程。
當前的改革，無論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所推進的改革，還是“頂層設計”下的改革都是從群眾最期盼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入手，著眼于清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即要求改革促進增長。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改革任務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為了推動改革必然要犧牲增長速度。誠然，在當前全面改革正在積極推進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的下行趨勢，與過往10%的增長率相比顯然是降低了。不過，中國長期可持續增長，可以通過改革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經濟增長，反而應該成為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新源泉。
當前，抑制潛在增長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戶籍制度對勞動力供給潛力的制約、現行投融資體制對投資效率改進的制約，以及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瓶頸導致的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約等。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和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旨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從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約束條件看，能夠顯著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領域，恰好就是這樣一些具有優先地位、需要重點突破的改革領域。例如，相關的一項改革即戶籍制度的改革，目標便是通過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建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和機制。由于目前農民工就業已經占到城市總就業的35%，這項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進而增加整體勞動力供給，并同時提高勞動者的技能，達到延長人口紅利的效果。又如，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制訂負面清單和下放審批權等改革，鼓勵更多非公有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通過建立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機制，同樣能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目標。此外，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和完善職工培訓制度，保持人力資本持續提高，為未來日益加速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準備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將增進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力。所有這些領域的改革，無疑都能夠創造實實在在的制度紅利，顯著提高中國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潛在增長率。
農民工市民化改革效果立竿見影
《經濟參考報》：您剛才提到可以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提高潛在生產率，那么，農民工市民化這項改革都可以帶來哪些好處？
蔡昉：我們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首先是以人為本的要求，由此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包容性，不僅有助于顯著縮小當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自2004年出現民工荒并且農民工工資持續上漲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已經出現縮小的趨勢，全國的基尼系數也開始降低。但是，如果不能根本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農村居民或者農民工的子女就仍然要保持農民工的身份，也不能獲得同等質量的教育，未來可能成為新的脆弱群體和邊緣人群。
從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以改善基本公共服務的方式，代替工資的持續快速上漲，保持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過去十年中，農民工工資的實際提高速度高達12%，并呈繼續攀升的趨勢。而GDP的增長率已經不再能夠保持二位數。這意味著工資上漲速度已經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這樣的話，企業則不能獲得足夠的時間去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應對，中國經濟的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會犧牲經濟增長速度，產生過大的損失，反而會在不久的將來容易使勞動者陷入困難的境地。
因此，借助農民工市民化這一改革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生產率，從而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是最大的改革收益或改革紅利。
我們設想一下，增加勞動力供給可能有什么方式呢？顯然，延緩退休目前還不是可行的辦法。因為平均來說，臨近退休的職工受教育程度和身體狀況都不處在最佳狀態，例如，與20歲左右的勞動年齡人口相比，年近60歲的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10年下降為6年，使得他們學習新技能的過程十分困難，無法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在勞動力市場上陷入困境。增加勞動力供給，最大的部分是靠拉動農村勞動力轉移。
有學者研究表明，農民工在進城以后的大約20年之內，他們的工資即勞動力市場回報可以持續得到提高，意味著他們非常具有生產性。然而，農民工在城里待的時間平均只有9年，意味著他們作為具有生產性的勞動力供給，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即人力資源的浪費。我們也知道，從理論上說，農民工一般每年春節都要做一次決策：春節之后還要不要回到城里。對于年輕人來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一般過了40歲，考慮到上有老下有小，往往就決定不再進城打工了，意味著退出勞動力市場。顯然，如果我們打破這個僵局，通過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繼續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第一是增加勞動力供給，就是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穩定干到退休年齡；第二是給他們更好的激勵，如更充分和更均等的公共服務，使其能夠繼續從剩余狀態中轉移出來，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到生產率高的部門，提高中國經濟的生產率水平。
《經濟參考報》：如果采取您的上述建議，將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哪些積極的作用？
蔡昉：我與合作者曾經進行過一項模擬，分別是關于勞動參與率提高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以及生產率提高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首先，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這十年中每年把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夠使GDP的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是可以立竿見影看到效果的。其次，我們還可以假設，如果在今后十年中生產率的增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它所對應的提高GDP潛在增長率的效果更高達0.99個百分點，幾乎是1比1的對應程度。因此這兩項改革效果加總起來，理論上可以帶來兩個百分點的GDP額外增長速度。
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則可以在2030年之后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15%。
我們知道，當人口紅利消失以后，在沒有獲得改革紅利之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逐年下降，十年乃至數十年之后，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到遠低于改革開放35年的平均水平之下，而更加接近于目前發達國家的穩態水平。因此，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即使增加1-2個百分點，也將大大幫助中國盡快實現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轉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不僅如此，農民工市民化也是根本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的惟一出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的情況下，農業機械化和生產方式轉變將越來越成為農業發展的引擎。換句話說，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是通過擴大經營規模、加快技術進步，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目前的農村人口與耕地之間配置狀況是，近一個億的本鄉鎮就業農民工，同時是兼業農民，他們的承包地是不會轉包出去的；1.7億外出的農村家庭成員，因其家里還有留守的成員，承包地也是不愿意轉包的；即使3000多萬舉家遷移的農民工，因為不能獲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為了保險起見也不愿意徹底放棄承包地，造成土地不能集中，農業機械化進程受阻，務農勞動力日益老齡化。
當我們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設計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來分擔改革的成本，使得改革得以真正地推進，進入改革帶來收益，收益進一步推進改革的良性循環。另一項改革正在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對于改革成本的分擔，也同樣適用于這項改革的理念。例如，義務教育在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增加的地方政府成本，就應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重新分配，具體而言，中央政府應該承擔這項增量支出責任。這樣，不僅可以加快推進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同時解決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分布不均衡的老大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