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國工商聯牽頭、59家知名民營企業發起設立的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民投)上周四（21日）在上海揭牌。董事局主席董文標在揭牌儀式上表示，要爭取用5年時間，把中民投打造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受人尊崇的、有持續競爭力的大型投資集團。外界對被形容為“民營版中投”的中民投，則有成為中國產融結合典范的新期待。而未來的產融結合，則寄托著助推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厚望。
產融結合，是為了共同的發展目標和整體效益，實體產業與金融業通過參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參與等方式而內在結合或融合，最終形成產融實體的經濟現象。由于具有滲透性、互補性、高效性和雙向選擇性等諸多特點，在經濟運行到達一定的時期后比如每逢進入經濟大變革時期或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期，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自然會有個融合的過程，這是這一段時期社會資源達到最有效配置的客觀要求或規律。這種融合，宏觀上有利于優化金融政策的調控效果，有利于產業資本的快速流動，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微觀上有利于實現企業多元化經營，形成優勢互補效應，同時，還可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節約運營成本。國內外的實踐表明，產融結合是經濟發展與資本戰略運營的內在要求，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有利于提升經濟效益和產業競爭力，更能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插上翅膀。
環視當今世界，產融結合可分為“由產到融”和“由融到產”兩種形式。早在19世紀末，歐美各國基本不限制工商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股和跨業經營。由于當時的產業整合運作比較依賴于銀行，以摩根為代表的一批“由融到產”的企業集團逐漸形成，如美國的洛克菲勒、摩根，日本的三井、三菱等。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后，美國政府出臺法規限制了對金融機構與工商企業之間的市場準入和相互持股，從金融業發端的“由融到產”模式受到遏制，以通用電器為代表的“由產到融”的產融結合模式盛行，至上世紀70年代，美國許多產業集團都建立了金融部門，甚至開始辦金融公司。80年代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再度放松金融管制，金融混業再度盛行，金融資本再次進入產業資本。1990年后，大部分美國大公司都開始利用基金等形式在體外融資，產融結合特征日趨顯著，甚至出現了超級產融結合的新形式即金融與產業的結合發展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緊密結合。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一些產業集團開始主動撤離金融，回歸主業。
我國的產融結合，可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以海爾集團、新希望集團為代表的“由產到融”的最初發展模式。由于我國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投資控股實業有明文限制，因而“由產到融”成了產融結合的唯一模式。不過，隨著形勢的發展，監管部門的政策從明令禁止到前幾年的默許，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已轉變為明確支持，鼓勵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的政策環境逐漸寬松。看近些年來的實踐，產融結合可粗線條地劃分成四類：第一類是“銀企合作”或“產融合作”。產融結合成長期、穩定的伙伴關系;第二類是產業集團內設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圍繞集團主業，面向成員企業開展金融服務;第三類則是產業集團向外部金融機構投資，不控股，也不主導，可稱為“獲利投資”;第四類即產業集團或企業設立、收購銀行、證券、保險、期貨等金融機構，甚至主導其經營。迄今，海爾、華能、中海油、寶鋼、國家電網、神華、中石油、中航投資等集團企業是進軍金融產業的代表，也是產融結合較為成功的企業。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將為產融結合提供絕佳的戰略機遇期，這就要求中國的產融結合也要有新戰略。在當前乃至未來經濟調結構、轉方式時期，精心謀劃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加強對高新技術的探索，鑒于風險管理的需要，必須依靠金融業來開展風險投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出于為較長遠的產業革命奠定基礎的考慮，須有產融結合的機制來助推和幫助，更需要商業模式的創新來聚集力量。因此，像中民投這樣的大型產融結合集團，尤其需要在產業整合與金融創新兩方面同時發力。在產業整合上，深耕和整合產能過剩行業;在金融創新上，可采取傳統金融和新金融共同發展、以新金融為重點的戰略。高度重視產融結合戰略的分層次性，在產業向金融自然延伸的第一個層次上，經營協同是核心，企業向金融業務拓展的前提，是產業本身必須是行業內的領導者。而在產融結合戰略的第二個層次上，金融協同是核心，其增值收益主要來自產業組合穩定現金流支持下所節省出來的資金成本，而且金融業務的規模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不能超越產業部門的信用能力范圍。另外，產融結合也對企業或企業集團的資本市場運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無論企業自身實力，股權結構設計，還是資本市場運營效率、金融業務的選擇與資產規模的控制等，都決定著產融結合模式的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