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讓市場充分釋放活力，注定是現階段的改革重點之一。在這個特定歷史階段，從事宏觀調控的政府部門和創業興業的企業家，分別面臨著改變調控監管手段和增強市場決策能力的艱巨任務，前者是為了履行政府職能，后者是為了“精準投資”，雙方的責任都比以前更大了。
本周二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部署新一輪簡政放權。會議提出要把簡政放權作為政府自我革命的“先手棋”和宏觀調控的“當頭炮”，用硬措施打掉“攔路虎”，讓市場主體“舒筋骨”，為創業興業開路，為企業發展松綁，為擴大就業助力，為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新動力。
會議決定再推四條簡政放權硬措施：再取消68項行政審批，下放19項行政審批，盡快徹底廢止非行政許可審批;再降準入門檻，把90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改為后置審批;再行取消19項評比達標表彰項目，進一步壓縮“評比尋租”空間;再行取消一批部門和行業協會自行設置、法律法規依據不足的職業資格許可事項，壓縮協會“資證尋租”的空間。
新一屆政府去年3月成立至今，在國務院部委一級，直接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已超過700余項，其力度為同時段歷屆中央政府之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簡政放權之“劍”，已開始直戳非行政審批和行業協會等尋租易發、高發領域。
隨著簡政放權范圍擴大和程度加深，不可避免的伴生性問題也日漸突出，同樣需要引起政府、社會、市場、企業的注意，以采取針對性措施，將伴生性問題帶來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圍，避免由“管制極端”滑向同樣不可取的“自由極端”。
簡政放權的表觀是政府自我削權，其本質卻是“削利”。在大刀闊斧的審批制度改革背后，是行政機關被大勢所逼而不得不為，思想上的不情愿和行動上的抵觸，很可能演變為大面積的“甩手掌柜”現象。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的初衷在于事前監管，簡政放權的本質并非放棄監管，而是改變監管方式提升監管效果，其要旨是改事前監管為事中事后監管。眼下的情形是，不少部門已將簡政放權消極理解為“無權一身輕”。
就事中和事后監管怎么管，從監管程序到監管內容設定再到監管的有效操作，在已取消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的市場領域，目前普遍缺乏監管規范和程序，有些領域甚至存在不小的空白，或者由于事中和事后監管沒跟上，已不同程度導致了事實上的監管真空。這一真空若不能抓緊填補，市場秩序將出現另一種新的無序乃至混亂。
各國設置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有一個共同初衷，就是為宏觀調控提供依據，乃至本身就系宏觀調控之配套要件。當市場準入普遍處于低門檻乃至無門檻時，市場可謂達致高度自由狀態，歐美國家的市場實踐已反復驗證了一個事實——高度自由的市場的確會伴生出另一個副作用，即市場自由度與市場供需信息的不對稱成正比。具體講，投資和創業固然自由了，但輕率進入市場過飽和行業和產業的風險也相應增大了。
因此，既有宏觀調控思路、方式和方法都需作相應改變。從現狀看，一些經濟調控部門還沒有作出相應的變化和跟進，有的甚至還缺乏相應的意識和認知。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在中國固然聲名狼藉，但其在有意無意間、直接和間接中，的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著針對具體行業和產業的總量調控作用。當前，各經濟調控部門應盡快改變宏觀調控思路和方法，改以往的總量調控為及時準確地提供市場飽和度信息預警。這也是簡政放權大趨勢下，政府部門的另一塊突出短板。
簡政放權前，一些企業瞅著別的企業爭先恐后進入某個行業或產業，等自己也決定進入時，準入門檻卻抬高了。此時，若該行業和產業的市場尚未飽和，那就是典型的“準入尋租”或“準入歧視”。反之，若政府確系因該行業已處于飽和才抬高準入門檻，那某種程度上又相當于幫這些企業的忙，使他們避免了跟風進入的投資損失。做企業當家人，務必切記凡事有利皆有弊，市場活力增一寸，自身風險防控意識就得長一尺。
眼下中國市場依然不夠活，因此簡政放權讓市場充分釋放活力，注定是現階段的改革重點之一。在這個特定歷史階段，從事宏觀調控的政府部門和創業興業的企業家，分別面臨著改變調控監管手段和增強市場決策能力的艱巨任務，前者是為了履行政府職能，后者是為了“精準投資”，雙方的責任都比以前更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