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人力資本提高很快，但不被吸納，形成了初級拉動者過度就業問題，而勞動生產率提高不了，卻要求福利，就容易陷入類似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所謂“福利陷阱”，因此阻礙人力資本被吸納的體制必須改革，因此要從存量調整和體制改革入手，而非簡單的流量刺激。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逐步從工業擴張轉向服務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就業吸納能力提高，但總體產出的勞動生產率和基于工業部門的稅收均下降很快，很多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發生了變化。需要通過宏觀政策激勵，加大存量調整力度，逐步探索新的宏觀調控體制與政策框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投資、出口增長逼近邊界，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預計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4%，2014年至2019年潛在增長率下降至6%到8%區間以內。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需要提高人力資本的轉化效率，形成“生產率-收入-消費”的良性循環。而這需要通過宏觀政策激勵，加大存量調整力度，逐步探索新的宏觀調控體制與政策框架。
2014年中國經濟或增長7.4%
張平表示，從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發展階段的經驗來看，2014年有四方面特點。
第一，增長與高投資相背離，投資率維持在49%以上，但是增長率下滑。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從2011年開始逐年下滑，經濟增長從2011年的9.3%下滑到2012年的7.7%和2014年上半年的7.4%。投資率從2009年反危機后一直處于49%以上的水平，而新世紀以前平均在35%到40%之間，2011年到2007在40%區間。
盡管社會融資連年上漲，卻難以對沖經濟下滑。從貨幣激勵來看，新增貸款2005年以前都在2萬億元以內，2009年反危機，一年新增貸款高達9.6萬億元。2010年起用社會融資總規模指標，結果從2011年的不足14萬億元開始起步，2012年15.7萬億元、2013年17.3萬億元，2014年預計將達到20萬億元，新增貸款突破10萬億元，貨幣流量刺激可謂逐步放大。全社會杠桿率也不斷攀升，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2年的215%，當前政府債務每年以20%的速度上升，最新渣打銀行測算認為，債務總額與GDP的比從2008年的147%上升到了今年6月末的251%。從上市公司數據看，也是負債率提高，但資產回報率在下降。
第二，201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已經排到全球第一，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逼近邊界，規模擴張空間縮小。
第三，服務業成為新增長動力和就業貯水池。2014年上半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6.6%，同比增長速度8%，超過第二產業的7.4%，服務業成為供給的主要驅動力。而且服務業吸納主要新增就業。張平介紹說，2003年開始，服務業部門替代農業部門作為周期性勞動力供求的貯水池，此時服務業呈現了全面擴張。2003年到2013年間，農業部門每年的就業增量出現了持續大幅度的負值，年均大約為-1087萬人，即使2008年以來的經濟不景氣也沒有導致勞動力向農業的回流。
第四，產出負缺口與效率沖擊。張平說，產出負缺口從理論上講，就是實際增長低于潛在增長水平。當前可觀察的產出負缺口就是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持續近30個月負值。衡量負缺口的PPI從2012年2月份轉負持續到現在，也就是說從2012年開始負缺口明顯出現。依據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計算，中國的潛在增長率2008年到2013年為10.3%，這么高的原因是，這些年反金融危機，資本形成速度快，按生產函數計算必然是高的潛在增長率，而現實卻增不上去，大家愛說的一句話叫“產能過剩”，即無效投資，學術一點的話就是“效率沖擊”，即大量投入沒有產出價值，持續低效率。
從這四方面經驗出發，張平所在研究團隊預測，2014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將同比增長2.2%，低于去年全年的2.6%和今年上半年的2.3%；GDP實際增長率同比為7.4%，與今年上半年持平，低于去年全年的7.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率12.2%，分別低于上半年的12.4%和去年的13.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率17.5%，高于上半年的17.3%，但是低于去年的19.6%；出口總額名義增長率5.2%，顯著高于上半年的0.9%，略低于去年的6.1%，貿易余額2107億美元，略低于去年全年的2592億美元；廣義貨幣余額同比增長14.5%，略低于上半年的14.7%，但是高于去年的13.6%，社會融資規模20.4萬億元，高于去年全年的17.2萬億元。
未來五年潛在增長率下調
從當前延伸，展望未來五年，也就是從2014年到2019年的增長趨勢，張平認為，需要先將GDP的增長率分解。第一部分是勞動生產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可以進一步分解為三個部分，實證數據顯示的結果是：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第二部分，產業結構配置效率，經計算也是下降的；第三部分，創新和分配效應，通過對中國1985年到2012年的生產函數進行分解，得出2013年到2019年的趨勢預測數據是6.4%；第四部分，城市化的轉折，“人口城市化仍處于加速期，特別是人口總量放緩，但按我們的測算，到2016年城市化推動的投資率上升趨勢結束，消費作用加強。”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他的研究團隊認為，未來5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下調到6%到8%的區間。
潛在增長率的下調，就會涉及效率沖擊和效率補償的問題。張平這里談到的效率沖擊，主要包括勞動生產率減速和TFP的沖擊兩方面。他說，1991年到1998年，中國東部地區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平均為17.0%，1999年到2010年平均為8.3%。中西部地區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減速趨勢類似。TFP增長最快的也是東部，年均為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23.4%；第二位是中部，年均為1.3%，貢獻為11.3%；末位是西部，年均為0.8%，貢獻率僅為6.9%。
如何進行效率補償，兩個關鍵點是有效率的供給與增長轉型。張平說，中國投資、出口的邊界逼近、債務杠桿推動階段的結束，意味著現有資本驅動模式難以為繼。勞動生產率的減速以及TFP貢獻的微弱，意味著效率改善的必要和困難。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都告訴我們一個基礎事實，就是必須從投資比重偏重轉向消費比重提高。從投資驅動增長模式向消費和服務主導增長模式嬗變的一個關鍵環節在于效率補償，即消費能帶來效率的提高。效率補償的關鍵是消費中的有關“人力資本”投資能被經濟體吸納，讓人力資本起到提升生產率的積極作用，這樣消費在人力資本的支出才會有“效率補償”；而人力資本不斷轉換為效率，也才能提高人在分配中的份額。
張平表示，投資潛力向消費潛力轉化的過程，實際上是用可持續的效率驅動換不可持續的規模擴張的過程。因此，如果在縮減投資的條件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必須存在一個效率補償環節，通過這個環節，可以形成“生產率-收入-消費”的良性循環。在這種循環上，消費不是凱恩斯總需求意義上傳統工業化時期的數量型消費，而是勞動生產率的一個互補環節，是質上的變化。動態效率補償的三大機制是：人力資本消費支出不斷提高，從而累積了人力資本；人力資本被經濟體有效吸收，并產生效率；在動態中人力資本回報率不斷提高，收入分配份額中人力比重得到提高，解決“收入-消費”的循環。當前中國人力資本提高很快，但不被吸納，形成了初級拉動者過度就業問題，而勞動生產率提高不了，卻要求福利，就容易陷入類似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所謂“福利陷阱”，因此阻礙人力資本被吸納的體制必須改革，因此要從存量調整和體制改革入手，而非簡單的流量刺激。
探索新的調控政策框架
張平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逐步從工業擴張轉向服務業為主導的發展階段，就業吸納能力提高，但總體產出的勞動生產率和基于工業部門的稅收均下降很快，很多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發生了變化。需要通過宏觀政策激勵，加大存量調整力度，逐步探索新的宏觀調控體制與政策框架。
第一，存量淘汰，提升制造業效率。中國工業中的產能過剩、低水平重復，已經阻礙了中國工業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大量的“僵尸企業”仍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吸收大量的寶貴資源，降低社會的效率。應盡快啟動加速折舊，在折舊政策激勵下，企業固定資產更新速度將明顯加快。同時提高環保標準，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通過這些手段，進行工業化升級，提高工業制造業的效率，保持國際競爭優勢，穩定中國工業制造業份額在35%左右的水平。
第二，存量釋放：事業單位改革，推動服務業發展。張平說，當前服務業發展很快，但多為效率較低的行業，制造業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差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中國現代服務業主體的一部分存在于事業單位，如科教文衛；另一部分存在著嚴格的管制，如電信、金融、鐵路、航運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務部門，如水電氣供給與排污等。這些服務業部門按發達經濟體計算基本上占服務業價值的80%以上，而我國卻長期困在事業單位和管制中，發展很慢。事業單位改革與放松管制相結合，釋放出中國的現代服務業的存量，吸納社會資源進入，才能提升服務業的效率，參與到服務業的國際競爭中，服務業存量調整至關重要。
第三，存量調整：重組地方債務，配合稅制改革，促進社會基礎設施投資。近年來中國地方大規模舉債的同時，也形成了大量重要社會基礎設施的資產，按世界銀行定義，主要包括教育、文化、醫療保健等等。這些資產短期回報率低，現金流也較差，但卻是關乎人力資本提升的重要基礎設施，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根本。通過稅制改革，推進生產性環節的間接稅制為主向消費、收入所得、財產保有環節的直接稅為主轉變，削弱地方政府側重于生產性投資的稅收激勵，鼓勵地方政府在社會基礎設施方面投資。
第四，人力資源“二次開發”。張平說，中國使用低素質勞動力已經有30多年歷史，也因此形成增長的路徑依賴，需要更強力的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對高效率要素進行識別與配置。以人力資本升級換代為核心的人力資本存量調整，即人力資源的“二次開發”是人口紅利消失和經濟減速之后最為重要的任務。只有人力資本改善了企業效率，并得到回報，收入分配才能真正改善；僅僅依靠“再分配”解決分配問題對趕超國家是困難的，而且容易走向過度福利化。
第五，存量結構調整需要金融創新和稅收激勵。當前經濟處于經濟增長換擋期和債務周期去杠桿階段，產能過剩、債務杠桿過高的部分實體經濟行業和企業財務成本上升符合經濟周期調整的規律，但對于創新和提質增效的實體經濟部門，應當提供與其未來收益相匹配的融資便利和稅收激勵，降低其融資和稅務成本。這些融資便利主要通過互聯網金融創新、資產證券化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創新等提供。互聯網金融發展了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緩解創新和高效實體經濟利率高企、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困境；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也可結合商業銀行的資產證券化嘗試新的抵押補充貸款(PSL)政策，實現資金的定向投放。稅收激勵需要設計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