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一個持續的“趕超”過程之后，特別是在中國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超過日本之后，中國經濟發展就歷史性地進入了一個真正的“大超越”階段。大超越需要以大轉型為前提。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需要新載體。“新絲綢之路”及其“經濟帶”等戰略安排就是這類新載體之一。而處于新絲綢之路特定區位上的空港經濟城便是中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和最終實現大超越的“新支點”。著力推進空港經濟城的專業化、規模化和集群化發展，對于中國經濟的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具有特別重要的戰略意義。
實現“超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在前28年建設基礎上，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尋求經濟發展新模式，構造經濟增長新載體，探索經濟成長新支點，實現中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已經歷史性地擺在了國人面前。把“新絲綢之路”及其“經濟帶”作為實現轉型、發展和超越的新載體，把處于“新絲綢之路”特定區位上的航空港升級為臨空經濟區。再進一步將其升級為空港經濟城，不僅有助于完善和全面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新絲綢之路”戰略，而且有助于為中國經濟的大轉型、大發展并最終實現大超越構建新載體、形成新支點。
不管國際社會怎么看，中國的年度經濟活動總量繼續保持持續健康較快增長并越來越接近于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已是多數人接受的現實。同樣，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到目前為止，我國年度國民經濟活動質量、總體經濟實力、國民財富總體水平及其質量等等都還存在眾多缺陷和不足，我國國民生活質量和生活理念以及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等等，與美國相比也還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并不像前不久世行報告說的那樣，到2014年底我國就會成為超過美國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我國仍將繼續處于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逐漸實現超越的歷史過程。毫無疑問，實現“超越”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因為，一旦實現這個超越，就意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成了極為重要的一步。
近30多年來的發展實踐表明，引人注目的“超越”主要發生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加入WTO之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軸是“追趕”，而不是“超越”。加入之后的前10年，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年均10.6%的持續高增長，國民經濟活動總量也因此迅速擴大，結果才出現了一系列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超越”過程和結果：先是2001年對意大利的超越，成為世界第六；后是2005年對英法的超越，成為世界第四；再是2008年對德國的超越，成為世界第三；接著是2010年第4季度對日本的超越，成為世界第二(日本曾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超越”便成為大家公認的中國經濟大發展、快發展的代名詞，首先是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上的“大超越”也就成了廣大國人普遍認同的一種新的偉大實踐。
實現“大超越”更多的是挑戰
但是，大量實踐和現實國情均表明，要實現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的“大超越”，必須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轉型”為前提。這主要是因為，總量上實現“大超越”雖然不無機遇，但更多的是挑戰。
當前來自國際方面的挑戰，主要是國際市場的持續萎縮帶來的壓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出口持續高增長，最高時達到過40%以上。然而，近年來卻出現了持續下降，今年一季度更是出現了負增長。去年全年出口雖是正增長，但也僅為6%。到今年年底我國出口能不能達到去年的水平，還是一個未知數，需要做出更大努力。這種情況說明，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內外環境、特別是外部需求已不能與過去同日而語。至于其他方面，諸如釣魚島問題和我國西沙作業漁船和鉆井平臺遭沖撞等等，均是嚴峻挑戰，需要我們用實力和智慧去應對。
當然，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國內。其突出表現是資源的結構性短缺、生態環境的約束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社會矛盾明顯增加以及制度和體制機制仍存在積弊與缺陷。所有這一切均迫切需要我們做出反思并及時采取相應對策。因此，著力推進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大轉型尤其具有決定性意義。
一是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我國生產方式的大轉型。要努力使我國經濟發展和增長從外延、粗放、高污染高消耗型的生產方式，盡早全面轉向內涵、集約、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提出此類轉換任務雖然已經多年，但真正實現此類轉換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面臨相當多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還是體制。
二是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我國產業組織方式及其機制的大更新。傳統的分散、孤立、單一和多有重復的產業組織方式，必須被集中、集聚、集群、協同、高效的組織方式所代替。這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方面，可借鑒西咸空港經濟城的開發模式，制度先行、機制創新、整體設計、項目配套、城鄉一體、協調發展。
三是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大調整和產業技術的大升級。要通過重振新絲綢之路、加強構成其重要支點的空港經濟城的開發建設，促進傳統產業與現代技術的有機結合、社會化生產與生產性服務的內在統一，并由此大力度推進和實現產業結構大調整和產業技術的大升級。其中，通過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推動生產技術改進、高新技術孵化和科學技術集約化發展，尤其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四是要大力度推進和實現不同產權分立的經濟向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大轉變。混合所有制經濟，首先表現為產權的混合，還表現為經營權的混合，又表現為支配權和決策權的混合，更表現為支配權和收益權的混合。如果盲目地認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鼓勵國有經濟吃掉民營經濟或者相反，那顯然是一種誤解。混合所有制經濟能否得到發展，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是否有利于資源的更加優化與配置，取決于它是否能夠保證權力的平等與組織的協調、經營的合作與利益的共贏起支配作用，而非取決于單純的權力占有、單純的資源支配和對剩余的無償占有。因此，著力于發展現代的有助于不同產權、不同理念、不同個人目標追求形成合力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大力度推進傳統的以產權分立為基礎的經濟關系向現代的具有利益共同體特征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轉換，才是我國現代生產力更大發展的客觀要求。
“新絲綢之路”是經濟結構大轉型的重要載體
經濟結構大轉型，經濟發展方式大轉變，需要眾多載體和條件，“新絲綢之路”便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和條件。
“新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國際道路聯盟于1999年首次提出來的。2013年9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我國戰略發展的高度多次論及和闡述“新絲綢之路”建設。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實現“政策”、“道路”、“貿易”、“貨幣”、“民心”五通的戰略構想，“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構建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連接歐亞、輻射40多個國家、覆蓋30多億人口的地域遼闊、自然資源、旅游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巨大的國際經濟合作帶。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中國同東盟國家要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至此，一個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組成的“新絲綢之路戰略框架”基本形成。去年11月和今年3月，這個戰略框架正式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政府工作報告》，標志著“新絲綢之路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
今年5月下旬，習近平出席上海亞信峰會期間又三次論及、談及、討論和闡述到“新絲綢之路”戰略：一是20日會見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里莫夫時雙方達成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意愿；二是20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時，進一步提出“要對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俄羅斯跨歐亞鐵路建設，拉動兩國經貿往來和毗鄰地區開發開放，共享歐亞大通道和歐亞大市場”；三是21日在亞信論壇第四次峰會上代表中國政府再提“中國將同各國一道，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得到與會大多數成員國的高度認同。這種認同，標志著“新絲綢之路”已經從國家戰略層面上升至國際發展層面，成為相關國家間國際安全與合作的戰略安排。
因此，“新絲綢之路”及其“經濟帶”就成了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個重要載體。
大力發展新絲綢之路經濟帶
與陸路和海上“新絲綢之路”相比，“空中絲綢之路”更有其鮮明特點和突出優勢：物流速度更快、附加價值更高、經濟輻射面更寬、市場輻射力更強等等。在“新絲綢之路”發展與建設過程中，全國范圍內處于新絲綢之路特定區位上的類似西咸空港經濟城有70多個。這類空港經濟區或類空港經濟城的開發與建設，不僅有助于開啟“空中新絲綢之路”建設和發展的新范式，而且有助于使其成為我國經濟大轉型、大發展和最終實現“大超越”的新支點。
為推進類空港經濟新城建設，就要進一步研究和探索泛空港經濟向空港都市經濟跨越發展的新套路。如果說空港首先是機場，其主體業務和經濟內涵是運人、運物，那么必須說空港經濟是機場業務加產業經濟，是運人、運物與相關配套產業的結合。而空港經濟城則是空港經濟的全面升級版，它不僅注重機場與配套產業、機場與經濟區、機場與社會文化融為一體、內在有機結合，而且注重空港城與機場運營和發展一體化，注重用空港城特色鮮明的成長點帶動空港經濟社會大發展，注重從空港經濟升級為空港經濟“大都會”。
為推進類空港經濟新城建設，還要深入研究和探索類空港經濟城建設和產業發展的專業化、規模化、集群化。我國的產業尤其需要進一步集聚和集中、深化和配套、轉型和升級。
總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迫切需要“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把建設和拓展陸路、海上和空中三線并舉的“新絲綢之路”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中國經濟社會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的新載體，把分布于全國各地的類空港經濟城建設和發展作為中國經濟社會大轉型、大發展、大超越的新支點，是一個既有助于練好內功，又有助于更好“走出去”的重要戰略選擇。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