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艱難命題，并非既有策略組合應對經濟下行遭遇邊際作用遞減所產生的增長疲勞難以修復，而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既定經濟方針由于結構性改革缺位而面臨太多約束條件。決策層務必在穩步推進減杠桿的同時，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加快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降低民營資本的投資準入門檻，引導資本流向有效率的經濟系統;同時加大對前瞻性技術的投入，有序推進高端制造業走出去，以將中國經濟增長建立在效率改進和技術進步的基礎上。
截至昨天（27日）上午，29個省市自治區已公布的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除河南、青海兩省外，其余省份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在擠掉水分之后，全國大部分省份的經濟增速與其年初提出的增長目標相比，均有一定差距。在有效經濟增長已成施政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在上周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必須保證完成”的政策基調下，預計各省市下半年會陸續出臺與微刺激有關的各種穩增長政策。
若是放在3年前，筆者對7.5%的年經濟增長目標能如期完成一點也不擔心。因為其時各級各地政府的經濟政策思維里依然浸潤著濃厚的凱恩斯主義思維，在應對經濟下行的策略組合中，投資作為經濟熱啟動的不二選擇，必定會高舉高打。但在今天，當各級各地政府均難以找到有效求解超級難題的情況下，如何防止微刺激演化成“名微實強”，如何面對天量的存量債務，如何防止系統性經濟風險大面積爆發，繼而找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路徑，顯然是政府和其他市場主體的急務。
中國經濟在走過2003年至2007年的黃金周期之后，自2008年初至今的6年多里，由于受到內外經濟失衡的諸多約束，不僅既有增長動力衰減，潛在增長動力不多，而且由于過去30年經濟增長沉疴的不斷累積，致使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筆者曾說過，假如中國經濟在未來五年的某個時候出現增長疲勞，以至于政府對其“熱啟動”也無濟于事的話，盡管民眾會感到非常不適應，但這很可能是真實經濟世界里的常態。當然，如果中國自1995年開始啟動的經濟戰略轉型能在未來五年取得實質性突破，從而引致經濟增長模式發生質的跨越，即便經濟跨過了“劉易斯拐點”，中國也會在好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將經濟增長順利切換到依靠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內生性增長軌道上來。
但是中國經濟在錯過了2003年至2007年這段極為難得的轉型時間窗口之后，其后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由于反應過度并暫停了深層改革，帶來了其后五年一直在采取各種措施修復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后遺癥。直至今天，當中國經濟處于所謂的“三期疊加”，即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措施消化期時，無論是最高決策層還是各地政府，均深刻認識到若再不下定決心清理2009年經濟刺激政策措施帶來的長期隱患，中國經濟根本談不上有效增長。
大約從去年6月起，西方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提出了一個概念，從他們的敘述來看，這個概念大約包括不出臺經濟刺激措施，金融領域去杠桿化，致力調經濟結構這么三個內涵。照這個邏輯分析，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即使受到外部沖擊，也不可輕易啟動刺激計劃。決策層尤須保持相當的理性，適度控制財政與貨幣政策工具的釋放。各級各地政府如果撇開中國經濟轉型的宏觀大略不顧，在沒有對宏觀經濟作徹底體檢并拿出有效應對藥方的情況下，動輒舉起投資大旗，注定是次優決策。而這恰是如今中國政府面臨的兩難：在最講究約束條件的經濟世界里，政府一方面無法容忍經濟一味下行，但也極為忌憚過往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后遺癥，從而導致在具體的政策執行過程中，既不能不出手，又不能出重手。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艱難命題，并非既有策略組合應對經濟下行遭遇邊際作用遞減所產生的增長疲勞難以修復，而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既定經濟方針在貫徹執行過程中，由于結構性改革缺位而使得穩增長所采取的相關政策面臨太多的約束條件。
所以，現在面臨的問題，實質上是漸進式改革周期業已結束，原先的改革支持者成了巨大的獲益者之后，已成了新一輪改革的阻力。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依然強大的舊體制遺產不僅沒有得到清除，反而成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主要障礙。特別是在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下，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恐怕難以得到有效遏制，那些投資規模大，見效快的重化工業項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愛。物質生產部門的擴張效應，使得地方政府始終無法提高提供公共產品的熱情，不僅如此，而且政府對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支出責任還呈現過度下移的趨勢。加上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化，致使為了短期的社會穩定而犧牲經濟轉型的大局。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也仍然不夠徹底，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
其實，克服中國經濟改革的瓶頸，思路已經很清楚，無論是減杠桿、去產能還是加強國有資本改革，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還是清理影子銀行業務，既是對過往經濟增長沉疴的一攬子清理，也是為下一步改革提供相應的政策空間。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或者由于擔心經濟增長目標無法如期實現，或者由于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而大打折扣，實際上也是增加了經濟轉型的成本。而中國其實也并不缺能使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活力的微觀主體，亦不缺能夠有效彌補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民間力量，真正欠缺的，是確保經濟戰略轉型的平等競爭環境。例如國企改革的突破口應該在消除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最大阻礙——利益集團對于關鍵領域改革阻礙的基礎上，糾正業已被部分扭曲的市場化進程，構建真正競爭性的市場體系。
因此，決策層務必在穩步推進減杠桿的同時，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加快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降低民營資本的投資準入門檻，引導資本流向有效率的經濟系統;同時加大對前瞻性技術的投入，有序推進高端制造業走出去，以將中國經濟增長建立在效率改進和技術進步的基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