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過程就是信用貨幣創造過程，因此貨幣增長和信貸增長之間通常具有一致性，僅在個別月份有例外，例如，今年4月時M2異常反彈就是受到表外擴張帶來的銀行資產結構調整沖擊。從信貸增長情況看，2014年以來的信貸余額同比增速相對穩定，5月份為13.9%，6月份為14%，信貸增長走勢仍然屬平穩態勢。但6月份M2增速卻延續了5月的快速反彈走勢，并超越了信貸增速。
我們曾經指出，流轉速度加快而不是信貸之外的融資反彈，是促使M2延續回升的主要原因。在信貸增長平穩的狀況下，貨幣增長持續回升，原因只能有兩個，要么是貨幣流轉速度加快，要么是出現了其它信用創造因素，如社會融資的反彈和增長。從社會融資增長情況看，非信貸的其它信用創造并沒有加速，因此當前M2的快速反彈必然是貨幣流轉速度加快的結果。6月份貨幣增速的快速回升態勢，仍然要歸因于貨幣周轉速度的加快。在社會信用創造并沒有加速的情況下，貨幣增長在大幅反彈后還延續，那一定是貨幣周轉速度提升的結果，貨幣流轉加快，意味著貨幣乘數上升。
新增信貸主要流向企業部門，表明經濟反彈質量較高。流動性的短期快速反彈顯然有提升短期需求的作用，有助于經濟恢復。政府的各種“微刺激”就是強調貨幣的定向投放，避免“普放”造成的貨幣空轉。從貸款的部門分布看，住戶貸款增長直接對應著住戶消費需求的增加;非金融企業和其它部門的貸款增長，則對應著企業經營等經濟活動狀況的變化。2014年二季度以來，新增信貸部門分布中，企業部門持續增長，住戶部門相對穩定，意味著近期的經濟回升主要來自于企業活力的增加，而不是居民住房投資的增長，表明近期經濟反彈的質量較高。由于企業行為受經濟環境影響明顯，從歷史經驗看，經濟回升時期，新增信貸分布都有向企業部門集中的趨勢。
今年以來，監管部門治理表外業務過分擴張和壓縮金融機構杠桿，不僅是出于防范金融風險的需要，也是控制社會融資成本的重要手段。金融創新導致的影子銀行和金融體系同業擴張，不僅放大了金融體系風險，而且也通過提升社會風險偏好，提高了利率成本。在各種融資形式中，信托融資的成本是最高的，信貸和公開市場上的債券融資是相對較低的。信托融資比重的下降，意味著全社會融資成本的下降。從結構看，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54.3%，同比上升了4.3個百分點;外幣貸款占比4.4%，同比下降了1.3個百分點;委托貸款占比12.8%，同比上升1.8個百分點;信托貸款占比4.4%，同比下降了7.8個百分點;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占比7.4%，同比上升了2.3個百分點;企業債券占比12.3%，同比上升了0.3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比1.9%，同比上升了0.7個百分點。
從融資結構上看，社會融資重新向信貸集中，意味著全社會的平均融資成本得到控制。一般而言，商業銀行體系擁有相對完善的風險控制體系，社會融資向信貸渠道集中，也意味著社會融資的風險控制得到改善。
2012年后中國的貨幣生成和調控環境已發生了重大改變：外匯占款雖然仍然是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但不再是全部投放通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開始出現。相對應的是，中國貨幣調控的場所也逐漸由商業銀行體系的信貸投放環節，上移到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投放環節，準備金市場成為貨幣調控的主要場所和貨幣政策操作平臺。
在準備金市場成為貨幣政策操作平臺和場所的狀況下，貨幣數量(即流動性)和貨幣成本都成為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且貨幣數量和貨幣成本在獨立性上首次得以實現。而過去信貸環節控制的信用調控模式下，數量和成本是高度一致的。在現有的經濟和貨幣環境下，貨幣當局實施“緊數量、低成本”政策組合。由于央行未有直接的貨幣成本實施工具，尤其是微調的日常性工具，我們認為在貨幣乘數持續回升的情況下，央行加大基礎貨幣的投放(輔之以不放松的信貸控制)，意味著央行持續引導貨幣成本下降的政策導向不變。
貨幣成本決定著貨幣市場利率和利率基準曲線高度，央行引導貨幣成本下降趨勢不變，在經濟持續平穩、低位徘徊的情況下，意味著債券市場牛市的基礎沒有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