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56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原所長汪同三發表了題為“從三次國際經濟危機得到的經驗教訓”的主題演講。汪同三通過對比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應對的得失，提出在當前經濟運行已經進入新常態的階段，宏觀調控手段必須加以創新，通過政策的協同實施同時達成多目標。
97年匯率不貶值政策與通貨緊縮
汪同三從亞洲金融危機談起。
他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的亞洲危機開始，到2007年、2008年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再到2010年以后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這三次國際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都有很大沖擊，對中國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對這三次危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同的措施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在國際上的反響也有所區別。可以從這三次應對危機的經歷來分析為什么中國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要進行創新。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主要采取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個國家均尋求方法減少經濟損失，普遍的作法是主動以各種方式使自己國家貨幣貶值來提高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增加出口，提高對生產能力的利用，減少損失。
中國當時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不貶值措施對內提振了信心，表明中國不怕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自己立得住。該政策的執行，不僅使中國內地經濟，而且使香港經濟能夠比較有效地應對沖擊，在較短的時間內走出陰影，得到恢復，它的積極作用應該充分肯定。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該政策的執行，也使得中國遭受了一些損失。中國出現了出現通貨緊縮。
改革開放30多年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表明，中國價格方面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有時通貨膨脹還非常嚴重。但是，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及2000年前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居然達到了零或者零以下，出現了通貨緊縮。
從經濟學上來講，一般情況下，輕微通貨膨脹要好過通貨緊縮。僅從短期來看，通貨緊縮能給消費者帶來好處，消費品更便宜，可以多買一些東西，提高自己的消費質量。但是從長期來看，通貨緊縮不利于經濟發展。因為如果想要以后比現在生活得更好，就需要擁有比現在更多的收入，這就意味著要有更多的產出，要有更大的生產規模或者生產效益。想達到這一效果，現在就要投資，同時限制消費。由于中國采取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1998年以后一直到2002年，都處于通貨緊縮狀態。
這樣，當時中國的經濟走勢和世界經濟走勢發生了背離。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到1998年，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趨勢是一樣的，都是在向下走。但是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在1999年開始上升，1998年是2.5%，1999年提高到3.1%。中國經濟1998年是7.8%，1999年繼續下降到7.1%。2000年世界經濟恢復到4.7%的增長率，高于1997年危機爆發之前4.2%的增長率，中國經濟只恢復到了8%，仍然低于危機爆發時候的水平。這是中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采取人民幣不貶值政策帶來的一個結果。
4萬億計劃與通貨膨脹
汪同三隨后說到國際金融危機中的美國次貸危機部分。
他說，美國次貸危機過去不太久，大家都知道，我們應對美國次貸危機采取的對策簡單來講就是4萬億刺激計劃。采取4萬億刺激計劃是必要的，而且也產生了非常積極重要的成果。中國社科院用反事實的模型方法，得出4萬億的投資計劃對2009年的GDP的增長貢獻1個百分點，對2010年GDP的增長貢獻0.7個百分點的結論。如果沒有這1個百分點，當時的經濟增長就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這一點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樣一個在特殊時期采取的特殊措施，必然會在其它方面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第一，通貨膨脹問題。
4萬億刺激計劃為什么會導致通貨膨脹？汪同三說，從銀行貸款增加情況看，2009年實行4萬億計劃時，只有1.18萬億是政府從財政里面拿出來的真金白銀，剩下的兩到三萬億需要從各個方面去融資，包括銀行的貸款等等。2008年當年，銀行新增貸款同比增長15%；開始執行4萬億刺激計劃的時候，2009年，新增貸款增加量激增32%；2010年的時候，再次增加約20%。貸款的增加，使得資金流動性大大增加，形成了出現通貨膨脹的流動性基礎。相比流動性的增加，通貨膨脹存在滯后性，于是在2011年，年度通貨膨脹率開始上漲到5.4%，進入一個比較危險的狀態。
第二，產業結構出現逆向變動。
從十六大一直到十八大，每一次開會都在強調要調整產業結構。最重要的產業結構就是三次產業結構。理想狀態是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相應的工業占GDP的比重開始下降。在執行4萬億刺激計劃的過程中，2009年、2010年，產業結構出現了逆向變動。2009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6.2%，2010年上升到46.7%；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9年的43.4%，下降到2010年的43.2%。
此外，還有產能過剩、政府型債務的問題。
產能過剩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而且這兩個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在4萬億刺激計劃實施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但是4億萬刺激計劃的執行使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在某種程度上導致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
應對新危機要兼顧當前和長遠
汪同三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中國采取了與以往兩次危機不同的政策措施。李克強總理在2013達沃斯夏季論壇上發表演講時就表示，要兼顧當前和長遠，穩定宏觀經濟政策，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著力激發市場活力，著眼轉型升級，調整優化結構。在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中國更加關注如何保持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即如何保持短期內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現在李克強講要兼顧當前和長遠。
汪同三說，經濟下行時，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經濟增速提高，不失為一種辦法。但是權衡利弊，這無助于解決深層次問題，因而要選擇既利于當前、更惠于長遠的策略。具體來說，財政政策是堅持不擴大赤字，而是調整支出結構，壓縮行政開支，加快支出進度，對小微企業實行稅收優惠。貨幣政策是保持定力，即使貨幣市場出現短期波動，也沉著應對，既不放松也不收緊銀根，管理好流動性，重點通過盤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李克強在2013年大連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提出要兼顧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三個方面，不僅僅像以前那樣只強調穩增長。他在會議上講，要根據經濟發展潛力和當前實際，科學確定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守住穩增長、促就業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脹的“上線”。李克強還講，只要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宏觀經濟政策就要保持基本穩定，主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調整經濟結構、推動改革創新，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汪同三說，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的機制化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對宏觀調控做出新的表述，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表述比十八大講的加快宏觀調控機制化的建設范圍更大。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里提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有四條：第一，保持經濟總量平衡，這是宏觀調控必有的內容。第二，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布局優化。第三，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第四，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宏觀調控的內容以及要做的工作有如下五點：
第一，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換言之，短期的調控措施要和中長期的總的國家發展戰略規劃相符合。第二，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要求不僅僅要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主要手段，而且還要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的機制化。要有一個原則、一個框架來管理宏觀調控，宏觀調控不能隨意發揮。第三，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三中全會也在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和其它的政策相協調配合，需要根據過去的實踐經驗，結合理論的分析，研究在理論上如何描述、具體如何做。第四，相機抉擇，增加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需要注意在經濟政策上、宏觀政策上、宏觀調控上，如何達到協同。第五，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情，也應該是對外開放的，要去參與國際上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要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的完善。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此做出最新的表述，提出要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確保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汪同三說，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思路指怎么認識、怎么想、怎么分析宏觀調控。三中全會講的宏觀調控的內容還有任務目標，是對思路創新的考慮。現在要求還要對宏觀調控的方式進行創新，協同就是對宏觀調控方式的創新。
2012年十八大，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這三年中三個文件對宏觀調控的表述發生了一個演化過程，這個演化說明了問題的重要性，說明宏觀調控也需要與時俱進，需要創新。要形成一個比較好的理論，能夠在實踐中得到更好的發展，我們還需要積累更多的經驗。
如何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
為什么加強宏觀調控，為什么對宏觀調控要創新？
汪同三認為，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現在經濟穩中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經濟增長的內升動力尚待增強。李克強在會見外賓的時候講到，中國經濟有穩定發展的基礎，結構有明顯的改善，但是還面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現在宏觀經濟一個大的問題是經濟下行壓力的問題。
工業增加值反映實體經濟增長的情況，2013年工業增加值實際增長9.7%，比2012年降低0.3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是19.6%，這個數字比2012年的投資增長下降了1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反映實體經濟狀況，制造業投資2013年增長18.5%，這個數字比2012年下降了2.8個百分點，創2000年以來最低。2013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9%，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2.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1.4個百分點。2013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實際增長11.5%，比2012年的數據下降了0.6個百分點。同樣，財政收入2013年增長10.1%，這個數字比2012年的財政收入增長低2個多百分點。今年一季度的數字，投資、消費、工業生產還有經濟增長，同比增速和去年相比都在下降。
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同樣不樂觀，2013年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為50%，比2012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進出口的貢獻率繼續下降到負的4.4%。資本形成的貢獻上升到54.4%，比上一年提高了7.3個百分點。CPI近年一直保持2%、3%上漲速度，但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20多個月呈負增長，CPI和PPI之間出現了一個剪刀差。CPI和PPI的背離顯示出實體經濟增長的困難，暗含產能過剩的問題。
汪同三說，之所以當前存在經濟下行的壓力，從短期來看有三個影響因素：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增長速度的較大幅度降低，對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影響較大，克服這些影響的沖擊需要一定的調整時間；在特殊時期針對特殊問題的政策措施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其他方面產生影響，一定時期內消化這些影響也會帶來經濟下行壓力。
長期因素則主要有四個：
第一，不能再單純追求高速度，必須要轉變發展方式，統籌經濟增速、結構調整、提高質量效益多目標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現在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但是各方面均累積和沉淀下矛盾和問題，不能再單純地追求高速度，必須實現一個多目標的發展。小康社會、中國夢，就是對這個多目標的概括。由于經濟發展是實現多目標的必要不充分條件，所以多目標發展經濟增長就要減速。第二，人口結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勞動力供給相對寬裕的局面不復存在，勞動力成本剛性上升。第三，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增長率減緩，資本形成率以及全要素增長率有所趨降。結構調整要加強第三產業服務業，現在中國服務業尤其是生活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低于第二產業的，所以這樣一種結構的調整也會帶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趨勢。第四，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也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考慮生態、資源和環境因素。
此外，從長期因素來看，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以后，很多發達國家意識到存在服務業過度發展、產業空心化等結構性問題，試圖實現再工業化，加強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使得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國際經濟環境日益嚴峻，也對我國經濟形成較長期的下行影響。
從長期因素來看，現階段出現經濟下行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不能夠也不應該去阻止，因此必須要積極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換檔降速的現實，把握這樣一個機會，加快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步伐。在應對短期或者說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日常工作中，則要有所作為，克服困難，順時而動，設法把下行壓力轉變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動力。
汪同三說，近年來多位領導談到要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基本面沒有改變，必須適應新常態，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確保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
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的意義有以下幾條：
第一，明確調控區間的數量界限，極大加強調控政策措施的科學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別是可預期性。第二，明確把保障就業放到更加重要更加優化的位置，只要就業水平有保障，增長的下限和物價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彈性。第三，短期宏觀調控要圍繞長期目標實施。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中時，宏觀調控更多考慮的是長期目標實現的問題。第四，保持定力，沉著應對，針對具體問題出臺綜合施策，兼顧宏觀微觀，更加注重微觀，精準發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實現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五，在宏觀調控中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更堅定地把應該由市場解決和能夠由市場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
問與答
問：您對微刺激是如何理解的？
汪同三：要兼顧宏觀、微觀，所謂微刺激或者定向什么，具體是不是微觀或者某種程度的微觀還不好說，只能說是非宏觀。除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典型的宏觀政策之外，你采取的其它的一些政策都帶有非宏觀性質，或多或少是某種形式的微觀。之所以要去考慮兼顧宏觀微觀更加注重微觀，是因為微觀經濟學講的是效益，我們在宏觀問題里面則很難去研究效益問題。所謂效益一定是要有邊界的，要搞規劃，你首先得有目標函數，有邊界條件，而在宏觀里面怎么去講效益？我們現在在探索，這種探索的目的是如何降低政策成本，實現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問：現在經濟下行的常態之中，您認為政府具體會如何精準發力實現促就業或者是保就業的目標？
汪同三：這個問題太大了，如果說要想很全面地、很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在已有理論的基礎上，勇于在實踐中去探索，逐步把這個問題搞明白一點，但是沒有最后的答案。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比如我講的，宏觀調控現在的核心是就業了，這是往前走了一步。
問：然而現在搞的微刺激政策雖然可能會降低政策的成本，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違市場化資源配置的這種觀念，您怎么看這兩個矛盾？您覺得微刺激會不會是未來的一種常態？
汪同三：發揮好市場在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發揮好政府作用，這是標準的答案。具體在執行過程中會出現什么樣的情況，應該是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會出現。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情況，沒準以后會把這兩句話講得更準確一些。第二個問題，會長期去做的，但不會是唯一的，不會完全排除其它的政策措施。比如說一旦我們的經濟運行超出合理區間，增長速度低于7.5%，或者CPI高于3.5%，這個時候恐怕只有微刺激是不行的。之所以現在搞微刺激是因為還在合理區間。
問：在您看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
汪同三：首先要看經濟危機如何去定義，如果經濟危機定義成經濟增長速度的急劇下降，那么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還沒有過。但是如果把5個百分點的經濟速度下降定義為危機，那么我們有過一次。
問：為什么要保增長和促就業呢，這幾年的失業率不高，為什么還要提到這個事情？
汪同三：我們現在經濟效益不夠高，還要靠一定的增長速度才能夠保證適當的財政收入。另外，就業雖然和經濟增長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線性關系，但是畢竟是經濟增長是就業的必要因素。就業是一個最核心最主要的目標，就是體現人是最主要的。現在講以人為本，大家都要過好日子，你要想過好日子的話你就得有收入。就業也是這個道理，現在就業率是這個水平，就不能讓它明顯低于這個水平。CPI也是這樣，原來CPI就是5%以下，所以現在把上限定在3.5%。
問：您對下半年經濟走勢有什么預測？
汪同三：下半年我們現在想的是不要使它惡化下去。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第一季度一比下了一塊，現在讓它能夠不再繼續惡化就很不錯了。想讓今年GDP增長速度一下子提高到8%恐怕是不可能的。我們各個方面都能保持比較適合的水平，維持住7.5%就是很好了。以前定了一個計劃目標是看超多少，現在定的目標確確實實是需要努力才有可能實現，搞不好的話還真實現不了。
汪同三簡介
汪同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1990年成為我國第一批自己培養的數量經濟學博士之一。1995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研究工作，先后任該所經濟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長助理、副所長、所長。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
長期從事經濟模型理論、方法論及其在經濟預測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參與和美國學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項目，建立了中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礎上，于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承擔總理基金項目“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對現實經濟問題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