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松綁限購并沒有重復沈陽、長沙、杭州等地“短命政令”的怪圈，從而成為正式發文松綁限購的第一個省會級城市，也成為今年3月“兩會”上“分類調控”和“自主調控”樓市政策基調提出后的第一個“吃螃蟹”者。目前，全國有46個城市實施了住房限購政策，2012年以來，前后共有超過20個城市傳出“松綁限購”的消息，但始終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公開宣稱放松限購政策。呼和浩特案例，意味著2010年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始終鐵板一塊的、不能觸碰的限購政策紅線終于被劃出一道口子。
盡管“兩會”上提出了“分類調控”和“自主調控”，但沒有給出統一的口徑和可操作的實施細則，因此各地方普遍在“分類調控”和“自主調控”口號下展開了五花八門的救市行動。當然，在政策上也要與“調結構”和“促轉型”掛鉤。例如，南寧打的是區域一體化的旗號，無錫打的是新型城鎮化的旗號，廣州南沙松綁港澳籍人士限購打的是珠三角一體化的概念，此次呼和浩特松綁限購，則打的是外地人本地化的旗號。雖然文件首先強調的是做好住房保障，但文件的核心是放松限購。
呼和浩特放松外地人購房，理由是讓外地人能夠穩定下來、促進安居樂業。但是，外地人若要在呼和浩特安定下來，真正成為本地人，地方政府首先要做的是給予戶籍、社保覆蓋、創造就業崗位等。房子雖然需要，但若沒有落戶、沒有穩定的工作和基本社會保障，除了一些在城市生意做得紅火的外地人，外地有購買力的人群應該不會很多。進一步，呼和浩特的外地人大多數為內蒙古各縣市打工者，特別是周邊縣市到來的打工者。若想要外地人真正具有購房能力，政府應該對于首套購房人群給予稅收減免，或者擴大住房保障覆蓋范圍，這樣才能使他們真正在城市安定。但是，所有這些必備的前提條件，我們在文件中都沒有看到。
筆者近期在呼和浩特調研時發現，停工和爛尾的樓盤到處都是，特別是該市的如意開發區和金橋開發區。媒體曾披露呼和浩特可售庫存達到12萬套之多，按照目前速度需要10年才能消化，看來并非夸大其詞。而且，最近5年呼和浩特市出讓住宅用地面積2120萬平方米，潛在供應量高達10萬套。熟悉當地樓市的人士告訴筆者，戶籍人士基本都有房，或者是拆遷補償房，或者是新購商品房，很多人都擁有兩三套房。2011年之前，由于能源價格上漲，當地一大批參與能源開發的人群富了起來，政府也利用能源開發、電力資源積累起來的財富大搞城市建設，出讓了大批的土地，建設了大量房屋。同時，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也支撐了樓市的購買力，房價快速上漲，在遠離城市中心區的如意開發區，有的新房價格在最高時近每平方米1萬元。
但是，2012年以來隨著能源及相關產業(電力、煤炭物流、產業園區等)的景氣消退，房地產購買力迅速消退，之前借能源致富的生意人也開始拋售樓盤，但這時又遇到樓市供應量進入高峰期，供需失衡。呼和浩特樓市當前面臨的不是供應過剩的問題，而是崩盤的危險，這一點相比240公里之外的鄂爾多斯樓市好不了太多。
此前，盡管國家已經明確，限購取消與否的權力在地方政府，庫存量大、供過于求的城市可以調整樓市政策。但是，地方政府松綁限購表面上是為了緩解樓市供應過剩的局面，根本的目的還是希望樓市繼續走上繁榮的通道，以此來刺激土地出讓和投資增長，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稅收增長和官員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三重目的，這與國家“微刺激”、“不放水”的政策大方向是相左的。因此，在實際操作中，考慮到政策必然會走歪，國家對于地方放松限購始終保留不支持的態度，這也是為何沈陽、福建等地放松限購難逃“短命新政”的原因。
但是，呼和浩特這類以能源及相關產業為主的城市則不同，產業結構單一，在能源價格下跌、圍繞能源的相關產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之所以近年來經濟增長還能保持平穩，靠的主要是以基建和房地產開發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若樓市面臨崩盤，整個區域的經濟就會出現大問題。今年一季度，內蒙古全區的經濟增速只有7.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與2005年~2010年動輒15%以上的年平均經濟增速不可同日而語。
對于該區域的樓市問題和經濟問題，國家是清楚的。因此，放松限購政策盡管不符合經濟轉型的大方向，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調整在情理之中，也被上層所默認。再說，內蒙古本來就屬于資源密集型產業占絕對比重的省區，在很大程度上不屬于“調結構”和“促轉型”的重點區域，而且該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同時，呼和浩特樓市只能劃歸二三線城市，并非是樓市的風向標城市，而且其樓市目前確實處于嚴重供應過剩狀態，放松限購的影響較小。
類似于呼和浩特這樣的能源或傳統工礦產業占主導的二三線城市(集中在東北和西北等區域)，目前絕大多數都存在樓市供應過剩的問題。可以預計，這類城市是未來樓市政策調整(特別是松綁限購)的主要對象。從6月份預披露的數據看，不管是經濟增長形勢，還是樓市交易情況，都不容樂觀，可能將再次觸及甚至滑出經濟增長的下限，這也為樓市政策調整創造了空間，因此，不排除其他二線城市出臺松綁限購政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