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說北京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京投)正醞釀一個總額為20億美元的海外中期票據計劃，意在解決北京基礎設計建設的資金短缺問題。這條消息著實撥動了那些正面臨資金短缺的地方級政府最敏感的神經。要知道，自從2012年底發改委、財政部、銀監會和央行聯合發文限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各種融資手段以來，地方政府最苦惱的事莫過于如何發揮融資平臺的融資功能來化解資金難題了。
中央限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融資是有道理的，由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最主要的融資手段是負債融資，而我國的體制在政府負債上要求中央政府必須全面掌控。如果對地方政府負債不加管控，那么中央政府也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財政預算安排來“閉合”這條資金鏈，這對于我國是非常危險的。因此，不止2012年，早在2010年四部委就下發過類似文件，有過第一輪相對嚴厲的地方債務限制。2012年再次發文只能說明2010年的10號文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使用了多種規避手段。所以，到了2012年的463號文件,限制變得愈發嚴厲了。那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到底該如何操作才能既不違反中央禁令，又能滿足地方政府資金需求，成了讓各地方政府抓破頭皮的問題。
不了解內情的人也許認為這根本不是個問題，既然中央政府列出了禁止操作的融資手段，那就采取沒有被限制的融資方式不就行了。可圈內人都會苦笑，因為依據463號文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正在使用(以及過去可使用)的手段幾乎全都被禁止了。
現在被公認日子還好過、能較好利用融資平臺的地方政府，我認為只有兩家：上海和北京。也曾見過有人還列出過其他幾個經濟發達城市，但深入剖析后發現，他們的日子并不好過，至少缺乏可持續性。之所以說上海和北京的日子好過，最主要的是因為這兩大城市的融資平臺除了具有為地方政府融資這個職能之外，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因而負債就具備了可持續性。比如京投，在地鐵及配套項目的經營上具有盈利能力;上海就更不用說了，它甚至建立了一個融資平臺體系，實行輪轉制，依次為上海市政府解決資金問題，并輪流休養生息，形成了良性的循環體系。
但絕大多數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還都掙扎在“只借不賺”泥潭之中。最常見的就是早期各種地方性的投資公司，這些公司“只會融資、不會賺錢”，還款來源就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而地方政府財政能用于還款的，只有預算外的基金收入(其實就是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早期房地產價格堅挺時，這項收入還非常樂觀，但隨著房價的波動，這部分收入越來越不可靠了。這也就是四部委出于社會資金安全性的考慮，而在463號文件中明文禁止了以土地預期收益為抵押的各種負債融資行為的原因。
由于盈利能力缺失，市場對這類公司的貸款更多是出于政府信用的考慮。一旦大家發現地方政府可支配信用明顯下降，就會“惜貸”，從而導致平臺的步履維艱。
還有一類融資平臺，看似比單一投資公司來得聰明，但實質上是自欺欺人。比較典型的，我給它起個名字，叫“惡性輪轉制”。具體說就是，先建立一個融資平臺體系，組建多家具有為政府融資職能的公司，然后輪流上場。前面的撐不下去了，后面的上場。但“被換下場”的公司并沒去休養生息，而是漸漸淡出。這就形成了和上海“輪換制”截然不同的結果：上海輪換制下被換下場的“隊員”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化經營后，資產結構及盈利能力都有了改善，然后還會重新上場，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記得上海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體系中的龍頭老大久事公司董事長張桂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用上海女人特有的自信語氣說過：上海的經驗是別人學不來的。這個學不來的經驗，實質是“平臺退出機制”，也就是說，上海的這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已不再是原始意義上的融資平臺了，而是由市場引導的獨立經營公司，具備較為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具有獨立的業務體系，也具有相當規模的盈利能力。這些公司重新登場履行為地方政府融資職能時，更像是“知恩圖報”，回報地方政府和社會，而不是單純地執行政府籌措資金指令。
地方融資平臺退出是必然趨勢，現在的問題在于是積極地退還是消極地退。“上海經驗”屬于前者，學得來學不來的關鍵區別在于理念;如果不及時轉變觀念，大多數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很可能就只能走上消極退出之路了。而這條道路的后果，無論是對中央還是對地方都將相當負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內地)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已不能適應未來的經濟發展需求，并且還會因自身的弊端而很難維系。亞洲開發銀行則在亞太地區積極地倡導公私合作模式(PPP)，以取代不符合市場經濟需求的融資平臺。盡管這些目標的實現尚需時日，但大勢恐不可逆。那么，有多少地方政府做好了這方面的準備呢?可有考慮過該怎么積極退出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