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我國經濟增長面臨下滑慣性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抵擋下滑的足夠力量，或者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即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之后，經濟運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區間的下限。經濟增長滑出下限，或連續在下限邊緣低位運行，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國家財政收入、企業利潤收入)的增長均受到影響。
●把握中線可使經濟增長不突破兩位數，使經濟運行與上限保持一定距離，不至于造成通貨膨脹。把握中線，不僅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與下限之間的經濟增長空間，不至于浪費寶貴的合理區間，避免造成宏觀效率損失。
●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以此來應對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就會開創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新局面，就不會年年被動地去打“下限保衛戰”了。
近三年來，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下限形成了三個沖擊波，相應地，中央政府進行了三次“下限保衛戰”，相應出臺了各項穩增長的微刺激政策。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為擺脫“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循環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衛戰”，就要改革宏觀調控方式。第一，改革宏觀調控思維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線；第二，改革宏觀調控工作方式：由應急式的項目應對，到中長期的總體應對。
三個“下限沖擊波”與三次“下限保衛戰”
《經濟參考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增速高歌猛進的態勢戛然而止，從以前GDP動輒10%以上下降到近幾年的7%-8%，引起國內外的關注。這三年來，為了應對下行沖擊波，保證經濟實現年均7.5%的增長，政府也多次出臺了多項穩增長的微刺激政策，顯得有些被動。作為國內長期研究經濟周期的著名專家，您認為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和其背后的問題？
劉樹成：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從2010年起，我國經濟發展由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長期”，進入一個“增長速度換擋期”。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來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下限形成了三個沖擊波，相應地，進行了三次“下限保衛戰”。
第一個沖擊波。我國GDP季度同比增長率，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連續10個季度下滑，直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在2012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已由過去連續七年的8%下調到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長率下滑到7.4%，這是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下限的第一個沖擊波。為“保衛”經濟運行不滑出下限，宏觀調控出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諸如：推出一批鐵路、公路、市政、能源、環保等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加快保障房建設；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加快服務業發展；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等等。結果，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小幅反彈至7.9%。
第二個沖擊波。進入2013年，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第二季度，GDP增長率下滑到7.5%，這是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下限的第二個沖擊波。為“保衛”經濟運行不滑出下限，宏觀調控又出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措施仍然是：推出一批鐵路、公路、市政、能源、環保等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加快保障房建設；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加快服務業發展；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等等。結果，2013年第三季度，GDP增長率又小幅反彈至7.8%。
第三個沖擊波。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又繼續下滑至7.4%，這是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下限的第三個沖擊波。為“保衛”經濟運行不滑出下限，宏觀調控又出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這些措施主要仍然是：推出一批鐵路、公路、市政、能源、環保和水利等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繼續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加快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等等。結果，預計今年下半年經濟增速仍會有小幅反彈。
這樣，近三年來，每年形成了一個“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循環圈。大體上說，每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經濟增速小幅反彈，下一年的上半年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
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
《經濟參考報》：針對這種現象，去年您就曾經寫文章提出，宏觀調控“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那么，具體應該如何理解這個建議？
劉樹成：這個觀點和政策建議的主旨是，為擺脫“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循環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衛戰”，就要改革宏觀調控方式。宏觀調控要搞“區間論”，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點論”。所謂“區間”，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線。
《經濟參考報》：您的意思是守下限缺乏“戰略縱深”、沒有騰挪空間，容易陷入被動局面？
劉樹成：的確有這個意思。只守住下限肯定是被動的。
其一，年年要打“下限保衛戰”，使經濟工作顯得很被動。按照上述循環圈的運行軌跡，今年4月之后陸續出臺的微刺激措施，預計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有小幅反彈，但隨著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經濟增速又會繼續下滑，又得打“下限保衛戰”。如果這種循環圈年年繼續下去，宏觀調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這樣，每年3月“兩會”過后，大體上從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經濟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與此同時，國內外經濟界也都聚焦于中國經濟能否抵御住下行壓力。這使我們的經濟工作顯得很被動。
其二，經濟下滑具有慣性，隨時可能滑出下限。經濟學原理表明，在經濟波動的下行階段，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之間，以及在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之間(生產、投資、收入、消費等)，乘數原理和加速原理具有向下作用的連鎖擴散效應和累積放大效應，從而形成經濟運行的下滑慣性。同樣，在經濟波動的上行階段，經濟運行亦具有上升慣性。當前，在我國經濟增長面臨下滑慣性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抵擋下滑的足夠力量，或者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即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之后，經濟運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區間的下限。
其三，不利于穩定市場預期，不利于提振市場信心。在上述循環圈的作用下，市場預期很不穩定。每年年初，經濟增速下滑，市場預期低迷。隨后，在微刺激下，市場預期有所恢復。接著，當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而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時，市場預期又陷入迷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預期作為一種心理因素，對實際經濟行為和實際經濟變量，諸如投資、產出、信貸、贏利、收入、消費等，都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做出經濟決策時，不僅要從眼前的現實環境出發，而且更重要的是考慮未來可預期的變化。如果預期不穩定，市場前景迷茫，企業就沒有信心去投資和擴大生產，銀行就沒有信心去放貸，居民就沒有信心去消費。這將會進一步加大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
其四，不利于轉方式和調結構，不利于深化改革。過去，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是經常沖出上限。那時，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上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F在，在國內外新的經濟背景下，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下降的換擋期。這樣，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沖出上限，轉變為要守住下限的情況。對經濟運行合理區間下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過去，經濟增長經常沖出上限，不利于轉方式和調結構，不利于深化改革，這已形成人們的共識。但經濟增長滑出下限，或連續在下限邊緣低位運行，也同樣不利于轉方式和調結構，不利于深化改革。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滑出下限，或連續在下限邊緣低位運行，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國家財政收入、企業利潤收入)的增長均受到影響。
《經濟參考報》：看經濟形勢，最直觀的指標就是看三大收入。經濟增長高位運行時，三大收入的增長往往并不同步，但低位運行的時候，三大收入肯定是同步下行的。
劉樹成：的確是這樣的。從居民收入的增長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11年跑輸了GDP增速，2012年略跑贏GDP增速，而2013年至2014年第一季度又跑輸了GDP增速。在2011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各季累計增速在7.1%至8.4%區間，均跑輸了相應季度GDP增速。2012年各季累計，該收入增速有所提高，處于9.6%至9.8%區間，略高于相應季度GDP增速。但2013年各季累計，該收入增速下降到6.5%至7%區間，又跑輸了相應季度GDP增速。2014年第一季度，該收入增速為7.2%，亦低于GDP增速(7.4%)。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的增速，在2011、2012、2013年雖高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這3年呈現出下降之勢，分別為11.4%、10.7%和9.3%。
從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看，近三年來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速呈大幅下降趨勢。從2011年第一季度的33.1%(現價)，降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9.3%，下降了23.8個百分點。特別是從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看，在近三年來的一些月份中，均出現了以往少有的負增長。財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會使需要財政支持的轉方式和調結構，需要財政支持的有關改革措施的推進等遇到困難。比如，在國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調整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多年來所呼吁的提高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問題，就難以取得明顯進展。再如，隨著財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也使減稅空間越來越小。
從企業利潤收入的增長看，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的增速(現價)在2012年大幅下滑，并連續3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在2013年，有恢復性增長，但增長水平(11.1%至13.5%)遠低于2011年(32%至25.4%)，而且新增利潤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行業。2014年第一季度，企業實現利潤又略有下降，為10.1%；1—4月份累計，企業實現利潤增速又略降至10%，新增利潤仍集中在以下少數的5個行業：汽車制造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5個行業對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的貢獻率為78.6%。企業是轉方式和調結構的基層主體。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轉方式和調結構不是“紙上談兵”，說說而已，也不僅僅是轉變思想觀念問題，而是要實實在在地推動技術進步、技術創新。而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是需要投資支持的。新材料、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的研發，技術改造、設備更新、節能減排、淘汰過剩產能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資。如果企業利潤增速下降，宏觀經濟運行環境趨緊，一是企業不愿和不敢去投資，二是沒有好項目去投資，三是沒錢去投資。
《經濟參考報》：這幾天人們正在收看巴西世界杯，能不能用足球場上的控制中場和禁區防守來比喻您說的中線和下限？
劉樹成：足球我不大懂，道理應該相通吧。把握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中線，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從下方的回旋余地來說，把握中線就可以扭轉只守住下限的被動局面，不至于總擔心經濟運行會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這樣，有利于克服經濟下滑慣性，有利于形成更加穩定的市場預期和提振市場信心，有利于為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提供更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從上方的回旋余地來說，把握中線可使經濟增長不突破兩位數，使經濟運行與上限保持一定距離，不至于造成通貨膨脹。把握中線，不僅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與下限之間的經濟增長空間，不至于浪費寶貴的合理區間，避免造成宏觀效率損失。
改革宏觀調控工作方式：由項目應對到總體應對
《經濟參考報》：我們知道足球場上守住中線并不容易。宏觀調控要把握中線，可能也需要一套與“底限思維”不同的政策部署。那您的建議是什么？
劉樹成：把握合理區間中線，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臨時的反周期對策、不是靠簡單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個個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而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抓緊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這些就是構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戰略支撐。如果我們切實把《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落實好，切實把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還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建設和發展起來，將這些集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于一體的、帶有全局聯動性的中長期重大舉措，具體化和精細化為年度、季度措施，相互銜接地出臺，以此來應對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就會開創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新局面，就不會年年被動地去打“下限保衛戰”了。
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來說，其任務包括：從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動城鄉發展在建設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一體化；從推進城鎮化空間布局的協調發展和優化，到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推動城市建設綠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這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這一規劃如能真正貫徹落實，與過去以規模擴張為主的、“攤大餅”式的土地城鎮化相比，任務更加艱巨，所需投資更多，帶動消費更多，可釋放巨大的、持久的內需潛力和發展動力。
以建設長江經濟帶來說，其范圍覆蓋了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慶、云南、貴州等11個長江流域的省(市)。長江橫貫我國東中西，連接東部沿海和廣袤的內陸。依托黃金水道，打造我國經濟新支撐帶，同時可推進沿江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形成直接帶動超過五分之一國土、約6億人的強大發展新動力。早在1998年，我就曾提出，以長江流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區，帶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當時提出，以長江流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區來推動全國經濟，可以有機地做到八個“結合”：一，短期啟動與長期發展相結合；二，投資啟動與消費啟動相結合；三，大面積解決就業問題與經濟啟動相結合；四，“點”啟動與“區”啟動相結合；五，政府主導作用與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六，國資與民資、財政融資與信貸融資、內資與外資相結合；七，一般技術與高新技術相結合；八，建設與環保相結合，可將長江流域建成我國美麗的大型旅游區�，F在，長江經濟帶建設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對于有效擴大內需、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