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提出加大“定向降準”措施力度。與4月25日實施的“定向降準”相比，此次會議提出的“定向降準”將支持范圍擴大至“三農”與小微企業，適用的金融機構不再限于“符合要求的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而是“三農”、小微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銀行，均有可能享受“定向降準”的優惠政策。
這一舉措預示著“定向降準”范圍將會擴容，從目前來看，似乎仍沒有實施全面“降準”的打算與安排。由此向市場釋放的信號是，貨幣政策繼續沿著“結構放松”而非“總量放松”的方向演進，體現出去年末以來貨幣政策“總量穩定”之下的“結構調控”思路未變。筆者認為，貨幣政策這一結構調控方向與二季度以來“微刺激”的財政政策措施相匹配，“定向寬松”而非“全面寬松”的政策取向符合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之需。
宏觀經濟長期增長速度“重心下移”與短期多月以來持續回落在2014年上半年形成疊加，一季度增長率已跌破官方年初定下的7.5%預期目標值，預計1-6月總值仍將低于這一數值，CPI指標多月徘徊在2%以內預示消費不旺，而PPI持續超過20個月同比負增長與PMI指標多月低于50，顯示生產者信心持續不足。國內宏觀經濟相對疲弱的表現也與歐美經濟體強勁復蘇形成對比，經濟下行壓力使得一些機構與人士呼吁央行全面放松銀根，重回“穩增長”決策施政軌道。但筆者認為，就運行特征而言，相對于增速下滑等總量矛盾，中國經濟其實更多表現出的是結構矛盾，中長期而言，解決結構問題的迫切性強于總量問題。
當前的經濟宏觀形勢總體穩定。從總量與長期來看，內需依舊強大，除傳統需求之外，這種需求更突出表現為公共產品需求增長與居民消費提升，在城市、城際與區域交通、農村安居、交通工具改善、教育、公共與家庭衛生、醫療健康、環保、通訊信息、物流倉儲等方面均有體現，這些領域的需求有許多方面遇到發展瓶頸，瓶頸的緩解與最終解決過程即是供給與需求的匹配過程，成為階段性發展的新機遇。由此可以認為，作為仍處在城市化過程之中的中國經濟仍舊具備強大的、“原發性”的內生增長動力，可以保證未來相對較長時期之內仍能保持較快增長。從總量與宏觀來看，中國經濟現階段其實并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或者說這一矛盾并不突出，可以印證的一個突出性指標是就業，與國際金融危機“事件沖擊”時期相比，目前的整體宏觀形勢穩定，當經濟增速未有危及這一指標時，經濟增長就可以被認為是適宜的;而且7.5%的年度目標計劃值也只是一個限度區間值，而不是底線值。
與需求總量的新變化相對應，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供給端，表現為傳統行業供給過剩與新興產業產能供給不足的矛盾。這些不足有經濟與社會發展邁向新臺階之后衍生的，比如新能源、信息物流、醫療健康、更高的信息安全與更高的飲食消費需求等，也有傳統矛盾累積與沒有及時解決催升的，比如環保需求以及公共教育、公共衛生等，當然更有兩個因素的交織疊加，而問題根源多有體制與機制成因。問題的解決需要政策工具與決策優化，“結構”問題更多需要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結構化”政策對應解決，隨著問題演化與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此的認識日益清晰。
階段性來看，有兩個突出問題制約決策當局動用總量工具。一是房地產問題，從多項觀察指標來看，無論是基于自身演進還是政策效應累積，房地產價格正在由過度亢奮轉入平穩期，而房價的平穩有利于行業有序發展。但目前大部分中心城市房價依舊處在“虛火”膠著期，加之地方政府利益、房地產商等博弈因素，總量貨幣政策的寬松行動將可能使利益博弈增添復雜新變量，從而不利于多年調控努力與成果的保持，以及行業的健康發展。
二是金融領域自身問題。央行近年大力規范、清理“影子銀行”以更好促使金融部門滿足實體經濟需求，資金在金融部門內部過度流動消耗了部分社會效能的發揮。同時，這種過度的部門內部流動造成資金價格信息扭曲，對實體經濟造成雙重危害。部分金融部門的“去杠桿”過程并沒有完成，全面降準也可能對這一既定目標造成干擾。
筆者認為，決策當局宏觀目標當前仍應著力解決結構問題，總量工具運用應當顧及結構矛盾的解決，而非增加新的矛盾，“微刺激”與結構降準體現了這一方向。從5月匯豐與官方PMI指標持續下滑后有所回升來看，當前階段生產者信心略有修復，初步預示此前的政策微刺激努力正在發揮效力，而銀行間利率總體保持平穩，這種局面也弱化了全面降準的迫切性。如果未來2-3月內宏觀數據指標繼續下滑，尤其是房地產市場在波動中惡化程度加深以及市場流動性指標再度全面趨緊，貨幣政策總量調整的時間窗口才需要打開。當然基于前瞻性需要與政策效應時滯的存在，政策調整需要一定的提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