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領先于外幣資本項目開放，今后外幣在資本項目的使用條件逐漸向人民幣方向靠攏，亦即是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前進一步，外幣資本項目開放靠攏一步，亦步亦趨，梯度分層推進，直至差異消失。
●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體，人民幣因此而幣值穩定，有可能成為亞洲金融市場，首先是亞洲債券市場的標價和結算工具。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亞太是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也是中國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人民幣跨境使用進程開啟后，多國實現了本幣與人民幣的直接掛鉤，亞太地區“去美元化”趨勢明顯，并因此深刻改變了東亞的金融格局。展望未來，隨著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步伐的加快，人民幣將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甚至區域貨幣一體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簡言之，人民幣的國際化正在改變亞太地區經濟的傳統格局，塑造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新模式。
亞太地區“去美元化”
曹遠征說，亞太是中國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從亞太國家角度看，日益成長的中國市場成為它們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并因此形成貿易順差。穩定且日益增大的貿易逆差為人民幣的流出奠定了基礎，而因中國經濟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人民幣幣值穩定并具有升值趨勢，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創造了條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性。其邏輯和現實的結果就是用本幣取代美元。在這一本幣化過程中，人民幣的優勢開始展現。為滿足這一國際需求，中國政府決定在跨境貿易中開始人民幣結算試點，并于2009年7月2日付諸實施。
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是中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不開放的條件下，為滿足國際貿易需求，首先是亞太區內貿易需求，而在經常項目使用的特殊安排。這種在特殊背景下起步的特殊安排既造就了人民幣國際使用有別于傳統路徑的特殊路徑，同時也形成了人民幣國際使用在現階段的特殊狀態：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快于在岸市場。
曹遠征認為，這種情況既在意料之中，又在預期之外。隨著包括貿易和投資在內的人民幣境外使用的增多，人民幣回流安排問題日顯突出。由于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使其成為回流安排的主渠道，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品種是人民幣債券。除中國財政部和大陸的主要金融機構外，香港和國外機構也利用這個市場籌措資金，投資大陸。從香港人民幣債券發行主體看，主要是大陸和包括大陸持有的香港機構，東南亞相關機構發債并不活躍，歐洲機構發債較多，不少機構開始在倫敦發行人民幣債券。日本和韓國機構的人民幣債發行筆數較多，與歐洲機構不相上下，但單筆額度較低，發行額低于歐洲機構。除中國財政部和大陸主要的金融機構外，其它人民幣債券基本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投資大陸，形成了一種特殊外商直接投資形式——人民幣FDI。
隨著人民幣使用范圍的擴大，人民幣流出速度加快，而相應的人民幣回流因受管制，從而在海外，尤其在香港人民幣日益積累，形成了“人民幣池”，使可供使用的人民幣資源增加，但是也積累著風險。這兩方面的作用促使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不斷深化，相關的人民幣衍生工具不斷涌現。目前來看，除人民幣貸款產品相對匱乏外，與其它在香港的外幣產品相比，人民幣產品幾乎全部具備。由于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豐富化，人民幣在香港已幾乎完全可兌換，并由此形成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匯率(CNH)。
值得注意的是，CNH的走勢與上海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CNY)的走勢幾乎完全一致。兩種不同定價機制卻擁有同一條匯率曲線，表明人民幣匯率已進入均衡區間，并且更具彈性化。這使人民幣匯率可預期，并為人民幣在亞太地區的進一步使用奠定了基礎。
也正因為如此，2012年6月1日，日元與人民幣可直接兌換，而不再以美元為錨貨幣；2013年4月9日，人民幣與澳元實現直接兌換；2014年3月19日，人民幣又與新西蘭紐元實現直接兌換。依此推理，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也會效仿這種安排，實現本幣與人民幣的直接掛鉤，亞太地區“去美元化”趨勢明顯，并因此深刻改變東亞的金融格局。
五年資本項目可兌換
曹遠征說，在一系列約束條件下，人民幣國際使用的起步只能局限于經常項目的商品貿易科目。其優點在于，經常項目，尤其是商品貿易科目不涉及資本項目，牽涉面較小，相對容易并可部分滿足國際需求。在東亞地區，已經開始出現貿易逆差并可能形成穩定的逆差機制，為人民幣在該地區的流動性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在這一地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其完善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特別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也為中國央行的某種操作提供了可能性。于是人民幣國際化就以前所述及的特殊安排而開啟。
事實上，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初始狀態就決定了今日的結果——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會快于在岸金融市場。而這一結果又創造了新的演進條件，為人民幣國際化展現了新的前景。首先，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尤其是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出現，為解決亞太國家所面臨的資本項目開放而必須本幣全面可兌換而形成的“囚徒困境”帶來了解決契機，即在本幣尚不可全面兌換的條件下，實現本幣資本項目的開放。第二，人民幣跨境使用，尤其是香港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正加速著中國國際收支逆差的形成，并日益穩定化，機制化。第三，人民幣的跨境使用，尤其是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為大陸金融市場的發育和金融體系的建設提供了新鮮經驗，并可以直接加以運用。
正是上述條件的產生，為人民幣進一步的國際使用開辟了新前景。2011年8月，中國政府宣布在資本項目下開放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FDI)，允許中國企業在海外籌措700億人民幣債券，同時允許外資以人民幣形勢投資大陸資本市場，額度為500億人民幣。2012年6月，中國政府頒布新措施，鼓勵內資和外資企業以人民幣形式相互投資，允許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以人民幣形式上市和發債，人民幣和日元、澳元、紐元直接兌換。人民幣走向全面可兌換的路線圖正在日益清晰化。因日益清晰路線圖的出現，其時間表也是可預測的，這充分反映在推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金融政策安排上。
2013年12月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其核心安排是在自貿區居民和非居民可開設區別于一般賬戶的特別賬戶。這一賬戶與境外賬戶可直接聯通，不受管制。這一賬戶與境內區外一般賬戶雖有隔離，但管制弱化。換言之，只要不在境外借貸人民幣，境外及自貿區內企業自有人民幣資金幾乎不受限制地以可以方便實用的各種形式回流境內，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已經從銀行的貸款和擔保擴展到企業對外貸款和擔保，而證券投資僅對股票采用了額度管控的方式。上海自貿區的上述安排預示了人民幣走向全面可兌換的下一步推進方式。由于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領先于外幣資本項目開放，今后外幣在資本項目的使用條件逐漸向人民幣方向靠攏，亦即是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前進一步，外幣資本項目開放靠攏一步，亦步亦趨，梯度分層推進，直至差異消失，外幣資本項目使用條件與人民幣使用一致。
曹遠征說，“在這期間，一些成熟經驗措施可能會逐步應用到其他自貿區或內地，而最終在五年左右基本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人民幣向多邊使用發展
曹遠征說，過去五年，人民幣國際化從無到有，盡管前景整體令人憧憬，但這僅僅還是人民幣的雙邊使用。從本質上看，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在于第三方使用，即多邊使用。目前人民幣在亞太使用趨勢開始預示人民幣正由雙邊使用向多邊使用發展�！�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浮動匯率或積累外匯儲備，本質上無助于發展中國家避免投機沖擊。區域貨幣金融合作開啟本幣化進程，并形成統一的金融市場是唯一解決途徑。正是基于這樣一個認識，為降低潛在危機發生時對經濟金融的沖擊，2000年5月6日，東盟十國和中日韓三國財長就東亞地區財政金融合作、特別是就在東盟十國和中日韓三國(10+3)的機制下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達成共識，也稱“清邁協議”。起初，這一互換機制以美元為基礎，自2008年12月，中國與韓國簽訂了首個本幣互換協議后，“清邁機制”由以美元外匯為基礎擴展到本幣互換階段，為人民幣的官方認可創造了條件。至2013年底，中國與23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有效協議金額超過2.5萬億人民幣�！�
目前，已有13個國家明確宣布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的籃子，其中多數為東亞國家。隨著貨幣互換的推行，亞太地區統一金融市場的建立提上日程。東亞地區尚沒有統一的可作為貿易結算、金融資產標價，以及實際流通的貨幣。而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體，人民幣因此而幣值穩定，有可能成為亞洲金融市場，首先是亞洲債券市場的標價和結算工具。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因金融基礎設施完備，以及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形成，成為使用人民幣工具的首選市場。
展望未來，隨著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步伐的加快，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開始加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降低了成員國間的商品和服務流通成本，創造了更大的共享市場，有利于生產要素的流通和優化配置，進而對區域金融和貨幣合作提高了要求。2009年，包括東盟10國和中日韓在內的東亞國家決定在“清邁機制”的基礎上整合了亞洲債券市場和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的發展。2012年5月又決定將共同外匯儲備基金翻番提升到2400億美元，這標志著東亞地區貨幣體系的雛形開始顯現。
隨著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的逐漸退出，全球資金開始回流發達國家，并造成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動蕩。加強亞太地區金融合作、構筑亞太金融安全網就顯得更為緊迫。人們普遍認為金融安全網的貨幣基礎在于本幣化，而人民幣作為本幣化進程的首選貨幣幾乎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也造就了2013年人民幣國際使用規模的急速擴大、使用深度的快速深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的國際化正在改變亞太地區經濟的傳統格局，塑造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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