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金融壓制”的出路，在于金融自由化改革，即放松管制，激勵金融業規模擴大與業務創新。
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下滑，有關貨幣政策的爭論高潮迭起。分歧主要表現為兩種不同看法：一方認為，為了扭轉經濟增速下滑局面，央行應該降低準備金率，實施比較積極與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另一方則認為，不能降低準備金率，但可以在甄別經濟運行態勢的前提下，針對性地對某些行業、產業實施定向寬松政策，比如已經降低了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未來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增加鐵路、城市基建、保障房以及環保產業的信貸規模。
上述分歧中，論者都偏向于總量概念，沒有看到總量背后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根本原因。因此，在討論貨幣政策時，他們慣于將制度層面的問題看成技術層面的問題。
如何評價當下包括貨幣供給在內的金融形勢?宏觀上，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點：1、整體上，我國的貨幣是超發的，是能夠滿足經濟需要的，不存在因總量不足而妨礙經濟活動正常開展的情形;2、從信貸投放結構與需求滿足度來看，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同時存在;3、銀行表外業務異軍突起，生意興隆;理財產品、信托規模、影子銀行急劇增大;4、中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貴，交易成本大。這不僅體現為貸款利率高，還表現在企業面臨資格審查、信用擔保等各種有形無形的障礙上。很明顯，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僅從總量上做文章是無濟于事的。我國金融業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制度性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市場力量的釋放使得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雄踞世界第二。不過，在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矛盾與艱難，以致經濟轉型升級進展緩慢。這就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民經濟的真實寫照：經濟增速下降、經濟活力不足以及結構轉型舉步維艱。我們正處在全面轉型的緊要關頭。若轉型成功，前面就是艷陽天;否則，就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
與此同時，我國金融業的轉型也處在落伍狀態，難以滿足經濟轉型的需要。必須承認，最近10年來，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銀行股份化改造不僅塑造了新的經營機制，也壯大了金融力量;國有銀行上市改變了過去金融業長期存在的封閉保守狀態，走上了“貼近市場、服務市場”的新征程。但是，毋庸置疑，銀行業仍然處在嚴厲的管制狀態，金融業的生長、現有業務的拓展、尤其是金融創新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制于行政上的清規戒律與業務上的條條框框，使得銀行活力不足，創新不足，不能自如地滿足經濟發展的新需求。
上述情形實質上就是“金融壓制”的結果。早在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與愛德華·肖針對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普遍存在的現象，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解析。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市場體制發育不充分，行政管制過多，阻礙了金融業的有效發展。特別是與較高的準備金率要求以及對金融業新建企業的限制政策結合在一起時，它們就會阻礙金融深化并進而阻礙經濟發展。這表明這些國家處在金融壓制狀態。他們進而認為，最極端的金融壓制的例子一直發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消除“金融壓制”的出路在于金融自由化改革，即放松管制，激勵金融業規模擴大與業務創新以滿足種類不同的市場需求，從而達致金融深化的局面。
200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轉型，實質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調整與技術升級等;一是經濟制度轉型，包括所有制結構優化、經濟機制轉型等。從近年的實踐來看，技術性轉型談得多，做得多，但制度機制轉型則談得少，做得更少。因此，就金融改革而言，未來的重點應該放在制度轉型上，從政策上解決金融業的身份平等與公平競爭問題，為所有企業提供公平有效的金融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貨幣市場的“腸梗阻”現象，提升整體經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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