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乎國家戰略的發展規劃，關鍵核心問題得到解決，才真正具備出臺的意義。一波三折，也反映出總體規劃的設計與協調壓力巨大。
就當前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的難點等問題，《國際金融報》記者專訪了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他同時也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專注區域經濟、產業經濟、總部經濟、首都經濟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有破就要有立
《國際金融報》：京津冀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必須破解聯動發展存在的障礙，就您看來，當前亟需突破哪一重壁壘?
趙弘：第一個難題就是能否形成一套有力的組織協調機制。因為在京津冀區域內，主體多元，兩個直轄市加一個省級單位。特別是在北京，有許多中央單位以及下屬的事業單位、優質的醫院、高校、科研機構等等。北京的發展離不開中央單位的支持與配合。在京津冀范圍內也同樣如此。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機制和協調推進機制，這個區域的規劃就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個區域的協同發展也很難實質性地推進。
第二個難題，在京津冀區域，跳出“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慣性也有難度，需要探索跨區域的利益共享機制。在現行的分稅制的財稅體制下，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元的經濟社會組織管理模式，必然會造成各自區域更多考慮各自的利益，只有依靠發展自身經濟來為城市的運行和發展提供財力支撐。那么在這種體制下，北京既要做好“四個服務”，堅持城市戰略定位，又要發展經濟獲取應有的財政以保證首都的正常運轉，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如何處理好這種關系?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如果沒有相應的利益共享機制做保障，那么北京的功能疏解、產業轉移也會面臨很多的困難。
第三個難題，區域內各城市的差異化定位問題。目前，河北承接北京城市功能和產業疏解的熱情很高，這是非常好的現象，但不是每個城市、每個區縣都要對接，一定要有重點，而且要根據各區域的產業基礎和發展條件，進行差異化定位，不要形成無序競爭。
此外，區域內各城市之間的城際鐵路互通互聯、公共服務的均衡化發展，等等，這些基礎條件能不能具備，能不能解決?都是規劃需要回答的問題。規劃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的統一思路、形成一整套頂層設計的一個過程，難度之大，挑戰之嚴峻，應該說前所未有。
《國際金融報》：有沒有解決的對策?
趙弘：一是建立區域性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這是對周邊區域為首都所做貢獻的一種補償，這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應該是雙重的，不僅是北京市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也應有中央的轉移支付制度。不過這種制度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對地區有所保障，還要進一步看京津冀發展的協調推進情況。
現在北京面臨嚴重的城市病，可以說疏解城市功能是北京城市發展的要求，也是為中央做好服務的要求。能不能由國家支持，北京、河北、天津共同構建的一個區域協調發展引導基金，來共同解決一些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生態環境、重大的公共服務的建設資金需求。積極引導一些資源在周邊集聚，通過建設城際鐵路形成半小時圈或者一小時圈的衛星城，來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
方向比速度重要，如果沒有明確的方向，不說頂層設計，這種盲目的實踐可能還會帶來更嚴重的后果，審慎、積極都應該是這個時期確立的一種基本的態度。
《國際金融報》：您剛剛強調轉移支付的制度?
趙弘：北京是典型的“小財政、大城市”，這種特點本身就為北京發展帶來很多制約，如果北京對周邊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的話，從財力支撐性、可行性來看，北京的能力實際上都是很有限的。北京多年來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對張家口、承德的水源保護地、貧困地區都做了很多補償性的努力，但是財力有限，那么就需要建立一個更制度化的、更穩定的、更有保障能力的財稅體系。我認為需要中央和地方一起來進行轉移支付，而不僅是北京市一家轉移支付。不解決利益問題，不解決體制、機制上的財政保障問題，京津冀協調發展很難取得實質性的推進。
瞄準增量更重要
《國際金融報》：您如何看待北京的定位?
趙弘：現在看北京的定位，要從北京的產業結構調整出發。經過30年的時間，北京的大量傳統工業企業基本上實現了外遷。現在北京的整個服務業占了76.9%，還有不到1%的農業，而工業比重只占了20%左右，這些工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總部經濟形態，在統計意義上是工業，但是生產制造環節并沒有在北京發生。現在能搬遷的大概有兩類，一類是“邊角”工業。一些可能處于淘汰的、有污染問題的少數企業需要搬遷。第二類是一些專業化市場。北京聚集了一批相對中低端的批發市場，市場發育相對過度，目前北京的批發零售從業人員占全市從業人員的11.6%。
《國際金融報》：在您看來，如何承接首都資源?
趙弘：要分析北京產業內部結構，即便是工業，也要分析它是傳統工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是不是總部形式?工業內部結構的細化、深化分析，是我們研究承接可能性的基本前提。否則，就是歡歡喜喜來，最后掃興而歸。
未來在北京周邊可能形成高新技術產業轉化基地、孵化基地，這是可行的一個思路。但是不能寄希望于存量，要瞄準增量。
目前北京高科技產業都是導彈式的轉化，越過河北，越過天津，走向了全國各地。其實我們很希望在北京周邊能夠形成一些低碳化、生態化的高技術產業集群，將科技成果轉化成經濟增量，這不僅有助于完善北京的創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產業鏈條和生態環境，把北京這個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做大做強，也有助于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創造一個基本的市場機制條件。首先，要通過規劃，給社會起到一個方向標的引導作用，不是盲目地向外轉移，而是有重點地來創造一些衛星城，這些衛星城生態環境優越、軟硬件條件都基本具備、要素成本也相對較低，這種情況下，市場就會有一個自主選擇。其次，要克服在轉移過程當中地方利益保護的一些壁壘，比如說我們可以探索通過“首都財政”來解決北京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逐步讓區域內其他城市在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夠和北京之間縮小落差;建立引導性資金，對于這些轉移的企業和機構給予適當的獎勵和補貼，幫助他們度過轉化期，使其長期生存下來，或者獲取更好的發展。
我認為這是我們政府能做的，通過硬條件、軟條件的創造，讓市場機制引導資源實現合理配置，而不是下命令，下文件。把理念端正，思路才能正確，方法才能正確，最后才能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