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國經濟而言，經濟新常態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速與過去相比呈結構性而非周期性下降，但仍有望保持較高水平;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技術創新，由之前的“投資+出口”拉動和房地產拉動逐步轉向“投資+消費+創新”拉動;經濟轉型和改革深化會面臨一些風險，應避免這些風險擴大為局部危機，如去產能給金融系統帶來一定壓力、去房地產化過快或導致經濟增長失速等。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宏觀調控也應有新內涵。分析人士認為，應打破思維慣性和路徑依賴，容忍較低的增速和追求更高效的增長，將改革貫穿宏觀調控始終，著力提升企業對經濟增速放緩的適應能力，提升增長的包容性。
就我國經濟而言，經濟新常態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速與過去相比呈結構性而非周期性下降，但仍有望保持較高水平;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技術創新，由之前的“投資+出口”拉動和房地產拉動逐步轉向“投資+消費+創新”拉動;經濟轉型和改革深化會面臨一些風險，應避免這些風險擴大為局部危機，如去產能給金融系統帶來一定壓力、去房地產化過快或導致經濟增長失速等。
對于宏觀調控來說，確認新常態意味著宏觀政策立意有了根基，政策發力將體現連續性和統一性。總體而言，隨著經濟增長中樞下移和增長方式轉變，對經濟減速應有更高容忍度，對刺激經濟的方式應重新審視。穩增長是為防風險和更好地深化改革，不能因短期穩住了增長而將改革放在一邊，穩增長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經濟活力，追求更高效的增長。
首先，應重視預期管理，保持定力，不輕易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遺癥尚未完全消除和邊際效應遞減制約新的刺激政策的發力空間。從1-4月投資、消費、工業增加值等數據看，消費較平穩，投資增速下滑較明顯，工業增加值單月同比增速有所回落，“微刺激”系列政策進一步見效尚需時日，但不可否認的是投資拉動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依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政策保持定力具備基本面支撐。
其次，將深化改革貫穿在宏觀調控始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均需要在改革的統領下協調配合，引導社會資金回流實業，加快技術創新步伐。
從貨幣政策角度看，應適時預調微調，著力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由來已久，要破解這一難題必須加快金融改革，促進銀行業競爭，打破剛性兌付，減少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應提升直接融資比例，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大力推進股權融資，借助私募基金等民間力量推動企業成長。
從財政政策角度看，盡管全社會的杠桿率已偏高，但政府負債水平總體而言并不高，依然存在加杠桿空間，因而可適度積極，更精細化發力，對產能嚴重過剩、高耗能高污染行業進一步收緊政策，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創新地方政府融資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杜絕預算軟約束。從長遠看，應推動投資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進一步放權給市場。
從產業政策看，應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扶持創新型企業成長。在當前制造業產能過剩較為嚴重的情況下，著力放寬市場準入，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中國制造要保持自身優勢，必須融入更多創新、創意等元素。市場環境正在倒逼企業轉型，政府可在背后推把手。
最后，應著力提升增長的包容性。應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營造更公平的社會環境;提升節能環保約束，實現可持續發展，留得青山綠水才有金山銀山;重視對社保、教育、科學、文化等方面投入，尤其要推動社保制度改革，織好社會安全網，為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