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歐洲低利率或負利率的貨幣政策有助于去杠桿化的實施，但低息也可能導致經濟增長重新回到借貸消費的模式上。需求長期不振意味著經濟增長還將低迷一段時間。
●中美兩國可以在多個領域開展合作，自然資源和環境合作就是其中的重點。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下，全球經濟規模將在未來10年到15年內翻一番。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思(Mike Spence)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發達國家經濟目前占全球經濟總量約50%。各國仍在苦苦掙扎，希望恢復其增長和就業的可持續模式。其中，美國經濟進一步去杠桿化，經濟開始增長，但尚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且就業情況仍然滯后。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經濟都在增長，有一定適應能力，即便面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率超低的大環境，發展中國家仍在某種程度上能保持可持續發展。
中國正向中等收入國家轉型，中國經濟在供應方面變化迅速，逐步轉向國內消費以及高回報投資并伴隨著高附加值出口的發展模式，這日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創新、競爭以及市場化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至關重要。新一屆領導面臨的主要經濟挑戰在于如何實施多項相應的改革措施，支持這一正在變化的發展模式。概括而言，中美兩國都在未來10年面臨重大、艱難的經濟挑戰。建立互助互惠的關系極有助于兩國獲得成功，并將惠及全球其他經濟體。
個別國家結構調整帶來風險
斯彭思說，未來10年，全球及個別國家將出現重大經濟結構調整，其速度和效果難以預料，也因此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2008年以前，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經濟體通過大量借債推動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方式包括過度消費而投資不足以維持增長。部分國家金融部門行為失當和缺乏監管也助長了這種無法持續的增長。最終，這種不健康的增長動力在2008年戛然而止。
美國正處于去杠桿化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降低債務水平。在這個過程中，國內總需求下降，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喪失了許多就業崗位。目前，去杠桿化尚未完成。總體上看，私有部門債務持續下降，而政府部門債務則在上升。
美國和歐洲低利率或負利率的貨幣政策也有助于去杠桿化的實施，這些政策降低了高負債給經濟造成的損失，加速了資產價格(包括房產價格)回升，從而改善了資產負債表，降低了財富縮水對消費產生的不良影響。然而，與此同時，儲蓄者資本收入受損。此外，低息還可能導致經濟增長重新回到借貸消費的模式上。需求長期不振意味著經濟增長還將低迷一段時間。在開放的全球經濟環境中，經濟復蘇在一定程度上還要依賴出口。
最近的研究表明，通常情況下，發達經濟體可貿易部門大約占全部產出的三分之一，在就業中所占比重略低于三分之一。不可貿易部門產值更大，而且完全依賴于國內總需求。由此我們認為，過去4年多一直受到需求拖累的經濟增長模式還將延續一段時間。
歐洲(特別是歐元區)飽受上述因素困擾，再加上自身缺陷，導致歐元區在應對主權債務危機和相關系統性風險時明顯力不從心，在解決經濟增長中面臨的結構調整問題，以及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方面，也顯得無能為力。
斯彭思表示，發達國家依然占有全球經濟產出的一半以上，上述增長趨勢說明，未來5年發達國家需求十分有限，這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只有通過創造內部需求才能實現高速增長。
由此可以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擴張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趨勢，這種規模擴張是由國民收入增長和需求快速轉型造成的，還可以表現為全球中產階級及其購買力的爆炸式增長。這一趨勢對于中國和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制訂成功的經濟增長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為小型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市場，同時也為發達國家在全球供應鏈中附加值較高的可貿易部門提供了難得機遇。
創新是目前中國首要任務
斯彭思說，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轉型”階段，有時也被稱作“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稱之為“陷阱”，主要是因為很多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增長大幅放緩，很多歷史數據都支持這個論斷。
中等收入轉型涉及一個經濟體中，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在需求端和供給端存在復雜的相互影響的結構變化。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緊扣結構調整的主題，其中包括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份額上升，政府和企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下降，從而帶動家庭需求和消費增長。投資仍將保持穩健增長，但公共政策更趨合理，通過加強國有企業競爭和治理、改善市場環境、發展金融產業、減少不平衡、加大對經濟供給端資金支持等措施，減少回報率低的公共投資項目。城鎮化將擴大和吸收農村地區勞動力，大量資金將投入到相關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住宅和商用房地產開發中。
這個發展階段的關鍵在于經濟中不可貿易部門效率得到提升，原因是該部門規模擴大，而且不存在國際競爭。
另外，創新也是中國轉型發展的重要因素。創新具有全球共享性，創意、知識和技術可以相對自由地跨境流動。中國的自主創新將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
斯彭思表示，中國分析家和決策者對西方國家的宏觀金融管理和監管模式一直持懷疑態度(這種態度無疑是正確的)，擔心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和負債失衡問題。這些問題會阻礙政府成功應對危機，開展逆周期需求調控，推動結構調整和解決收入分配等措施。隨著中國社會服務和保障體系的完善，我們期望中國不會減持公共財產。因此，中國將面臨如何管理好公共財產的挑戰，以促進而不是妨礙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
中國的經濟規劃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社會基本服務和保障分配不公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不僅有助于提高效率和促進增長，還可以維護社會穩定。打擊腐敗和保障投資市場機會均等也能夠為緩解社會矛盾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直接助力。
為了完成主要的結構調整，需要進行全面深入的體制改革。只有繼續加快和深化改革，中國才能順利實現結構調整和經濟持續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說，中國過去30年經濟增長賴以成功的增長模式已經進入尾聲。未來需要調整經濟增長方式，倚重包括消費需求在內的內部需求，并進一步擴大國民經濟市場化比重。
斯彭思還說，隨著國家日漸富裕，中國也像其他國家一樣，會產生強大的特權階層，而政治和政策則需要合理地平衡不同階層的利益。大眾的利益，特別是那些尚未能通過有效途徑充分表達意愿的群體的利益，應當優先解決，而中國共產黨將從中發揮核心作用。
中國正處于向新一屆領導集體成功過渡的階段。當前的領導人參與了“十二五”規劃重點項目的準備工作。它是一個全面的路線圖，如果改革政策措施能夠符合當前發展階段的要求并順利實施，則必將成功。然而，我們要知道，過去成功和快速實現中等收入轉型的國家很少，而像中國這樣規模國家的成功案例更是絕無僅有。而且，過去的成功例子都伴隨著有利的全球經濟環境。
因此，未來10年，中國不但要為自身的增長方式轉變和政府角色轉型領航，也需要平衡其政策的內部動態性和外部影響。假以時日，由于經濟規模不斷擴大和增長保持較高水平，中國經濟的外部影響力也將進一步加強。
多數人認為，未來10年全球經濟如何演變，主要取決于中美兩個全球最重要國家的政策措施，取決于兩國是否能夠通力合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創建穩定開放的全球經濟環境方面發揮領袖作用。
中美經貿合作比過去更重要
斯彭思說，中美兩國可以在多個領域開展合作，自然資源和環境合作就是其中的重點。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下，全球經濟規模將在未來10年到15年內翻一番。屆時，過去支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模式不再適用，氣候、食物、水、能源和居住條件將無法承擔過大壓力。事實上，各國已經開始逐漸適應新的增長模式，這需要世界各國進一步加快和提高這種適應能力、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在此過程中，中美兩國應該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和領導者。當前的全球問題錯綜復雜，而中美在能源安全高效、綠色增長、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可以成為解決全球問題的良好開端。
中美兩國經濟的互補性得到了提升。而現在，這種互補模式正在改變，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迅速增長的市場，過去中國消費者無力消費的商品越來越多地涌入中國，這也有助于中國吸收先進技術。中國將對美國經濟中很多領域進行對外投資，其中包括基礎設施領域。盡管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正在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但美國將繼續向中國開放市場，提供、分享和吸收先進技術和人才，也將繼續鞏固其全球頂尖教育和基礎研究中心的地位。
當然，兩國也存在良性競爭。過去20年間，兩國的比較優勢差距正在縮小，但尚未完全消失。未來10年中國還無法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從收入、資本深度方面看，這種差異正在縮小。與過去的日本和韓國一樣，中國跨國企業知名品牌將會出現在國際市場上。他們將與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競爭，成為全球供應鏈架構的設計者。他們將在全球與來自歐洲、美國、日本的跨國企業競爭。這種良性競爭是在公平和規則化的環境中進行的。
這種發展趨勢的結果是全球供應鏈和網絡架構轉型。過去，大體上講，全球供應鏈由東方向西方轉移，更精確地說，是通過東方向西方最終需求端轉移。但這種現象已經成為過去，需求和增長，即使是絕對量的增長，也將不再集中在西方國家。
最后，斯彭思表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比過去更加重要。這不僅有助于實現雙邊互利，也為兩國解決爭執和摩擦提供了合作途徑。此外，在全球經濟結構和合作方面，世界其他國家也要仰仗中美的領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