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匯儲備在一路凱歌高奏中再次刷新歷史記錄。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最新數據，截至2014年3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95萬億美元，占全世界外儲總量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第二的日本還要高出2.85萬億美元。
一國外匯儲備的持有量多少才算合適?國際收支領域的權威學者特里芬提出，一國的外匯儲備與它的貿易進口額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滿足5個月進口需要為標準，滿足2個半月進口需要為最低限。統計資料顯示，算上2013年最后兩個月分別為1821億美元和1684億美元的進口規模，外加今年第一季度4600億美元的進口量，最近5個月中國的進口總量為8068億美元。以此為標準，3.9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超標率達390%。
金融危機以后，美聯儲推出多輪量化寬松，致使美元供給量空前擴張，其中60%的被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照單全收。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所有的對外貿易都以美元計價，按照當代金融發展理論奠基人麥金農的說法，任何無法以本幣提供信貸的國際債權國都將出現貨幣錯配問題，即隨著美元債權的積累，美元資產持有者會越來越擔心美元資產不斷轉換成本幣資產，迫使本幣升值。中國作為國際債權國，不能以本幣提供信貸，債權也不能以本幣計值，只能大量持有美元資產，儲備資產的累積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作用下，資本大量流入，又使儲備資產在累計中疊加。
除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失衡的驅動之外，快速積累外匯儲備的國家一般具有以下幾個特征：該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較低;大多采用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方式;為保護出口競爭力而干預匯市，從而導致本國貨幣的匯率彈性較小或者干脆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雖然人民幣經常項目已經實現可兌換，但是資本和金融項目只是部分實現可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尚處起步階段。另外，盡管匯改以來中國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痕跡仍然非常明顯，人民幣匯率依然缺乏彈性。加之包括企業、居民等在內的其他經濟主體持有的外匯資產較少，最終多年的國際收支順差都以官方外匯儲備飛速增長的形態表現出來。
由此不難看出，置身于全球經濟的明顯失衡以及國際收支錯位不斷惡化的生態之中，加之國內市場機制扭曲(尤其是匯率并不能反映貨幣的價值)，日益腫脹的中國外匯儲量所可能釀造的風險值得考量。
首先，外匯儲備的劇增會加大國民財富流失與機會成本上升風險。資料顯示，與最近5年中國每年新增GDP相比較，外匯儲備新增額已經相當于新增GDP的67%。外匯儲備增加數額接近乃至超過國民財富的創造額與積累額，說明中國社會財富的積累或儲蓄形態已經基本上采取了外匯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外匯儲備中70%是美元資產，而有關研究認為，美元只有在貶值20%-30%的水平上，才有可能糾正美國巨大貿易不平衡現象，美元才能重新建立穩定的基礎。如果是這樣，相對于中國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說，即使美元貶值20%，也會造成超過0.8萬億美元的損失，而這基本上等于中國一年的資本積累總額。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外匯儲備可以驅動GDP的增長，但一個正的GDP是應該有利于國民福利改善的。中國的全部外匯儲備中，大約75%由中央銀行持有。為了確保其外儲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歐美等國長期國債。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最近10年中資本投資回報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意味著，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是以犧牲國內投資機會或者說以維持較高的機會成本為前提，并最終絕對損害了國民的福利水平。
其次，過高的外匯儲備會導致宏觀調控工具自主性的喪失。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調節外匯市場的主要工具，其直接效果取決于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能力。一般而言，外匯儲備是央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外匯供大于求時買入外匯而形成的。由于央行買入外匯必須投放等值的人民幣(即外匯占款)，因此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意味著外匯占款在高速增加，也意味著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在高速增加。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13年底，央行通過外匯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達到28.6萬億人民幣，“貨幣發行美元化”的現象十分突出，貨幣政策所具有的自主性也因此受到動搖。
再次，高額外匯儲備增大了央行對沖成本的支出。目前央行對付由外匯占款所形成的過度貨幣投放的辦法，就是發行央行票據來進行對沖。自2003年央行正式開始發行央行票據以來，央行票據余額差不多每年翻番，目前央行票據發行余額達到了5.70萬億元，對沖率已達80%。由于央行票據發行成本主要來自票據利率和準備金率的差額，簡單匡算可知，目前央行票據每年支付的利息成本就達1100億元左右。
最后，外匯儲備的增加惡化了中國企業的對外貿易環境。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最新統計報告表明，盡管全球新立案的反傾銷調查已經呈出明顯的下降趨勢，但中國仍然是全球反傾銷調查的頭號目標國。而且中國企業所遭遇的反傾銷數量在最近10年一直處于放大之中。只要高額的外匯儲備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一日不解除，中國企業的海外征程就一天不會平坦。
因此，除了拓展4萬億外匯儲備的使用與投放路徑以獲得合理的增值外，管理層還需通過系列制度創新屏蔽與稀釋外匯儲備縮水的風險。一方面，應全力將“出口導向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驅動戰略扭轉為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的平衡發展戰略;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穩步推動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同時，要逐步放寬國家相關持有和使用外匯的政策限制，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