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下龍種，收獲跳蚤，浙江乃至長三角的經濟金融生態正歷經如是考驗。據悉，杭州蕭山許多知名民企因陷互保鏈而面臨“批量死亡”風險，這種風險正向浙江全省，乃至整個長三角擴散。
與2012年賽維等“善后”措施類似，這次杭州蕭山等采取政府工作組主導方式，如設立了防范和化解企業資金鏈風險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不過，目前長三角顯現的民企互保鏈則更為復雜，其拓撲式互保鏈使風險更具發散性，單純要求銀行不得抽貸、惜貸，政府通過國有擔保公司再擔保，可能事倍功半。一則近憂繞膝，政府會傾向于對一些對當地經濟影響大的企業進行拯救，而這些企業可能恰是市場要淘汰的;一則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備使政府無法對出險企業有效分類，容易衍生“官商尋租”，因為根本沒有標準化的篩別方案，救助就成為拼關系游戲，觸發統計學上的第二類錯誤：選擇了錯誤答案。
當前銀行系統風險多集中于長三角并非偶然。其一，以2004年鐵本事件始，長三角經濟增長勢頭蓋過珠三角主要源自投資主導裹夾著WTO紅利，使過去十年成為長三角的十年;但其脆弱性也暴露無遺，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爆發，2009年后中國的加杠桿在暫時化險為夷的同時，卻提高了產能過剩風險，導致部分地區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風險。
其二，民企互保融資、抵押貸款盛行等，根本上揭示中國尚未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信用定價體系，金融體系存在生態型“斷環”。當前正規金融系統主要服務于國企，源自國企背后是政府信用背書，因而當前長三角等主要成建制的經濟帶，民企多以互保增信獲取正規金融系統融資支持，如典型的中小企業集合債、私募債等。
遺憾的是，由于加杠桿使更多資源投資于業已存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導致實體經濟愈發依賴政府刺激，即政府開始替代民間市場成為左右民企互保鏈穩態格局的決定因素，因而在政府無力持續出臺強刺激政策后，“政府市場”蛋糕出現青黃不接，進而導致這一輪企業債務風波中，初具實力的民企、部分地方國企乃至央企成為重災區，使看似穩態的民企互保鏈裂變成了風險鏈。
鑒于此，必須警示的是近年來以投資主導的京津冀、中西部地區的相關風險應引發決策層重視，以做到未雨綢繆。如目前天津濱海新區出現的批量商務建筑爛尾，曹妃甸隱現鬼城等，警示國內投資邊際收益率已下降，繼續過度倚重投資最終將導致資產負債表衰竭。
當務之急是通過改革喚醒和釋放被壓抑已久的內生增長動力，以護衛市場公平和程序正義的制度組合拳向市場要效率，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這需基于長遠利益，扛住經濟下行壓力，以市場化手段消化民企互保風險，并借市場激勵相容機制，虎口奪食地把錯配到產能過剩等領域的資源解放出來，讓其通過市場手段配置到市場亟需的經濟部門。為此，政府應對的穩妥方案是，一要看其拯救成本與安樂死的邊際成本，二要看其能否在市場尋找到并購重組資源，以分擔風險成本，若企業能在市場尋找到重組方，證明這個企業在市場還有生存空間，政府等可通過為重組方信用支持的方式，分擔其重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