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價格改革推進到當前一步，很多領域要付的成本就是用錢來‘買’機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榮譽理事長張卓元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現在經濟改革的重點是政府改革，而穩中求進的關鍵點則是穩增長、穩物價。此外，當前的經濟下行可謂是2004-2007年經濟過熱和2009年刺激過度的一種自發式平衡，結合改革的大背景和“穩中求進”總體精神，經濟增長的容忍度設為7%左右并無問題。
穩物價是關鍵 經濟增速7%左右無礙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一季度的經濟下行壓力，接下來是否可以考慮出臺穩增長措施?
張卓元：當前出現的經濟下行是預期中的。我們知道，2004-2007年經濟一直過熱，2009年又刺激過度，然而在經濟大起之后一直沒有大落來平衡，最多只是增速稍微放緩，這糾正不了原有的問題。導致的結果是，“中病”沒有治好，一下轉為慢性病。
因此，從糾正過去問題的角度看，經濟下行是必然，將經濟增長的容忍度設為7%左右并無問題。如果此時采取某些保增長措施，一定要避免重走老路，不能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措施，必須避免大量注水擴大投資等。
但據我了解，現在有的地方仍在不斷批項目，增加投資，然后以銀行信貸來支撐，這無非是把矛盾后移，令人擔心。
中國證券報：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提了多年，難點在哪?
張卓元：轉方式“轉而不變”困局的主因在于體制和機制。我們知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實現由主要依靠資金和自然資源支撐的經濟增長，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勞動力素質提高和技術進步支撐的經濟增長轉變，實現由資源—產品—廢棄物流程向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循環型經濟轉變。這么好的理念為何難以推進?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現行財稅、價格等體制，刺激各地熱衷于工業立市和外延式經濟擴張。具體表現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權力廉價獲得農民土地;二是水資源浪費嚴重;三是能源價格低廉;四是礦產品價格低廉。正是這種資源價格低、環境約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證券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經濟增長的定調讓我們似曾相識。1987年你就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然而此一時彼一時，如何理解二者的異同?
張卓元：“穩中求進”的含義更寬了，過去指的是改革發展，現在則包括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含義。這很好理解，只有社會穩定了，才能做其他事情。經濟要穩中求進，社會更要穩中求進。也可以這么說，經濟穩中求進是社會穩中求進的基礎，社會穩中求進則是經濟穩中求進的前提，經濟穩中求進的關鍵點則是穩物價。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價格改革與通脹間的關系?如今的影子銀行和熱錢等，在以往要么不存在，要么影響甚微，和以往比，我們管理通脹的思路應有何轉變?
張卓元：相對于低生活水平來說，要理順價格，必然會抬升價格。因此，價格改革帶來的漲價對通脹會有影響，但政府可以通過對低收入群體發放補貼的方式減少影響。
價格改革與通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互動關系。根據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的估算，若物價上漲超過兩位數，其主要是受貨幣發行因素影響;若物價上漲在百分之五六以下，則更可能受理順價格關系的因素影響，且這一影響對物價上漲的貢獻大概在3%左右。當然，現在情況較之以往有了很多變化，有興趣者不妨去做一下類似的研究。
管理通脹的新思路事實上已經體現，那就是調控決策部門不能光看金融業表內業務，也要看表外業務。可能更能說明情況的指標是社會融資總量，而非新增貸款額。
中國證券報：以前你曾主張6%左右通脹率和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較好的結合點，現在呢?
張卓元：那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此一時彼一時，如今環境已發生數個方面變化：一是中國經濟整體塊頭大了，批一兩個項目對經濟拉動根本不起效果，過去改革的紅利、人口的紅利很多，而且過去可以低成本擴張、環境污染，現在都不現實了;二是過去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能源價格都很低，商品出口很大程度是低價傾銷的結果，現在也都不可能了。
現在來看，3%左右的物價上漲率、7%左右的經濟增速可以接受，也有望維持一段時間，因為現在我們還處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當然，未來隨著經濟發展體量的增大，經濟增速難免下滑，此時3%的通脹率就稍顯偏高了。
資源品價改是突破口 應更加注重節約導向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價格改革的現實意義，其突破口在哪里?
張卓元：必須看到，我國已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和服務價格絕大部分已經放開由市場調節。與此同時，一些生產要素和重要商品特別是資源性商品的價格仍受政府管制，而且長期以來價格偏低。水價低、能源價格低、資金價格低、污染環境不付費等，實際上鼓勵粗放擴張，使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要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這也說明，深化價格改革，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今仍具有重大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在實踐中，深化價格改革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以往看，雖然從理論上原則上認識到理順價格關系最有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但一碰到一些具體困難，或牽涉到局部利益受損時，又常常把理順價格關系放在一邊，滿足于保障眼前的短期效益。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2005年、2006年CPI較低時沒有及時調整那些嚴重偏低的資源產品價格，喪失了難得的機遇。事實上，這只是把矛盾往后移甚至積重難返。
目前，從價格改革的幾大領域看，要素價格改革正在推進，比如利率市場化，又比如95%的商品價格和勞務價格都已放開，這些領域的改革基本順利，因此，價格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資源品價格改革，這甚至比要素價格改革還迫切、還重要。
中國證券報：說到能源，你對天然氣價格改革的方案是否滿意?
張卓元：節約能源，價格杠桿是最有效的辦法。根據世行專家量化估算，價格因素對能源節約的貢獻度可以達到55%。包括水、電、氣在內的一些群眾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資源品價格，利用價格杠桿達到節約資源的效果最好，但在使用價格工具時要慎重。
用階梯計價的辦法保基本，必須拿捏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體現資源稀缺性之間的一個“度”。例如，將水價提高至六到七元每噸，然后給困難群眾發放專項補貼，這個辦法可能比較有效，但會增加工作量和工作難度。但從節約資源角度來說，是比較有效的方法。我認為，價格政策應根據國情而更多地傾向鼓勵節約，這也有望成為改革的方向。
對于天然氣，一個基本現實是我國的消費約30%靠進口，且進口依存度還將逐漸提高。目前進口天然氣價格大概是3.5元/立方米，根據階梯氣價計價，第一檔是2.28元/立方，第二檔是1.2倍，第三檔是1.5倍，第三檔才接近進口價格。應當說，這個檔次拉得并不夠，這對節約能源不利。我認為，第二、三檔差距可以再大些，第三檔完全是高消費，可以超過3.5元/立方米，以后應該這么改。
中國證券報：價格改革逐步推進，難以繞開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如何規避由此帶來的風險?
張卓元：價格是否與國際市場掛鉤要根據依存度來決定。依存度高的，不掛鉤也不行;依存度低的，視情況而定。戰略性物資和牽連到農民利益的農產品要慎重。比如原油、大豆對外依存度高需要與國際市場掛鉤，汽油價格也需要根據一定的機制動態調整。主糧價格比國際市場價格高，就不能和國外掛鉤，要實行重點保護價。日本就采取了這樣的價格保護，自己國內的農產品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很多。
規避價格的非理性波動風險，建設期貨市場、讓其更好的發揮功能可謂重要一翼。期貨市場是價格改革的產物，從國內外經驗看，其在掛鉤國際市場價格的同時還能幫助本國市場規避風險。中國期貨市場正在朝國際化方向邁進，未來有望引入更多的境內外資金參與定價博弈，這有利于發現價格，更好的發揮各種功能。
中國證券報：如何理解價格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張卓元：做任何事情都會涉及到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中國的價格改革推進到當前一步，成本就體現在用錢來“買”機制。比如說，價格機制改革后，副食品價格的補貼需要花錢，這是改革的成本;實施階梯水價、電價、氣價，政府要為此增加補貼，這也是成本。另外，價格要體現資源的稀缺性，部分群眾的生活消費也可能有所增加，這同樣是成本。著眼長遠，我們沒有必要過分拘泥于這些必須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價，只要我們目標中的價格機制得以建立，將來的收益更大。
培植地方稅體系 加快政府改革
中國證券報：市場經濟講究法治和市場主體間的平等協商，然而在我國社會組織培育卻是個難題。在這種真正的談判主體缺失情況下，簡政放權能否收到效果，市場秩序會不會反而受損?
張卓元：我們要有三十多年前推進改革開放的那種勇氣和決心，決不能怕市場亂就不放權，只要方向對，就要去做。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一切向錢看”有其原因，關鍵在于如何引導和監管。簡政放權的真正含義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主體歸位盡責。這種歸位盡責，當然也包含著減少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干擾。不減少審批，官僚體制對經濟活力的危害壓抑太厲害了，而且還反過來強化官僚體制。
中國證券報：那你覺得政府改革應怎么改?
張卓元：深化政府改革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為此，首先中央政府要做好、做實簡政放權的改革措施，盡量減少對具體經濟活動的干預，減少過多的審批環節。從目前看，政府參與資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徑有多種，一是低價向農民征地、違法占地和隨意批租土地;二是審批項目中，通過包括越權化整為零違反環境保護等規定促成大項目上馬;三是通過行政壟斷來限制競爭，甚至封鎖市場，強迫使用或消費本地生產的產品;四是通過信貸干預，迫使當地銀行等金融機構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提供貸款和信貸優惠;五是對生產要素和重要資源產品進行價格管制，壓低價格，使市場信號嚴重失真;六是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包括干預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上述種種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其次是地方政府亟須改變公司化的現狀，這也是當前的難點，甚至還沒破題。
地方政府公司化，其結果是一天到晚為招商引資和GDP忙活。有人認為，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發展的動力，這并不全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去掉地方政府頭上的“緊箍咒”，真正做到不以GDP論英雄。與此同時，建立事權和財權匹配的公共財政體制。具體而言，一是形成包括個稅、消費稅和房產稅等在內的合理的地方稅體系，創造條件使消費稅成為價外稅，也要盡量不增加負擔。二是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覆蓋面，減少專項轉移的規模和金額，這有助于減少“跑部錢進”的現象。轉移支付可以按照規范的基數來計算，由地方支配，大大減少專項帶帽的機會。通過這些改革，地方收入提高之后，地方政府會想方設法把地方發展的更加宜居，吸引更多人過來生活定居，進而增加消費，增加收入。
中國證券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價格改革立于潮頭，但如今我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還可以稱其為經濟改革的兩條主線嗎?
張卓元：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兩條主線，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現在經濟改革的重點已經不是市場改革，而是政府改革。實際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說明改革已經到了政府身上。以前政府對于資源的配置干預過多，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過多，必須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把政府從管經濟為主轉變到抓民生、管社會、保護環境和服務經濟為主。
國企員工持股并非MBO混合所有制需做好資產評估
中國證券報：1988年你就明確提出，國有制要通過股份制形式實現同市場經濟的結合。如今許多國企都已實現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你認為公有制適應市場經濟還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張卓元：應當說，從放權讓利的國有企業改革到推行股份制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再到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中國已經找到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
公有制適應市場經濟，其方向是發展混合所有制。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員工持股?十幾年前的MBO曾經引發爭議，很多人擔心在新一輪改革中出現國資流失一幕。
張卓元：國企搞混合所有制，可以推行員工持股這種做法，這和經營者控股不完全一樣。事實證明，員工持股對于調動員工積極性有很大好處。當然，出于各種考慮，可以作出一些規定，比如，員工持股比例不能占100%等等。我認為，如果員工持股占到百分之十或者多一點，就能起到激發積極性的效果。
在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有很多辦法可以防范國有資產流失，關鍵一著是做好資產評估和估價。可以請多家機構尤其是一些聲譽好、權威盡責的專業機構對其進行評估。只要抓好資產評估這一環節，避免權錢交易、內幕交易，就能防范國有資產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