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全球化合作論壇副秘書長張其佐4月8日在博鰲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警告說，新興經濟體應警惕美國QE退出和“美元陷阱”。
隨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已出現分化，美歐等發達經濟體復蘇勢頭有所增強，而部分新興經濟體增速在持續放緩，巴西等國甚至出現了經濟衰退的跡象，資本外逃和金融市場大幅動蕩的風險上升。量化寬松的退出已成為新興市場最大的外部沖擊因素，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以下是張其佐的主要觀點：
一、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和資本外逃及金融市場大幅動蕩的原因，是由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和自身經濟結構失衡內外矛盾疊加造成的。
1、從外部來看，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是直接原因。
一是從長期看，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后來爆發至今的歐債危機，致使全球市場需求嚴重不足，是導致當前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的源頭，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應負主要責任。
二是從近期看，主要受美聯儲之前的三次量化寬松催生了部分新生市場國家的泡沫，市場透支自身發展潛能，導致了股市、債市和匯市劇烈波動。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的預期加重了這種趨勢。
2、從內部看，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增長主要依賴大規模信貸投放、對外貿易和投資，經濟結構失衡需要調整。
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上不至于走向嚴重金融危機，但不排除個別國家出現局部危機。
這次美國量化寬松的退出，會繼續通過跨境資本流動、匯率波動、股票價格、大宗商品價格變化和信貸供給等渠道對其它國家產生顯著溢出效應，特別是對基本面較為脆弱、前期資本流入規模較大的部分新興市場體其風險更大。需要注意的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下的美國貨幣政策的退出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歷史上美元每次升值和加息都對新興市場帶來危機和風險，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財富將不可避免地遭遇“美元陷阱”。
由于這次美聯儲量化寬松的退出的進度和金融風險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隱蔽性、傳染性和突發性等特點。所以，要吸取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機等的歷史教訓，高度警惕美元過快升值和加息，本幣過快貶值，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如果一些國家對美聯儲的行動政策調整過慢或應對失當，就有可能為此付出慘重代價。一旦某些國家陷入危機，其他經濟體要警惕其傳染效應，防止本國市場產生連鎖反應。當然，如果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進退不考慮其他國家的關切，假如新興國家的金融風險以更激進的方式釋放，其風險也會波及到美國乃至全球經濟。
三、歐日將保持并可能推出新的量寬政策，會降低美國量寬退出對新興體的不利影響。
總體來看，歐元區和日本會繼續其超寬松貨幣政策，這也會降低QE退出對全球流動性的影響。在未來一年中，歐元區和日本保持既有寬松貨幣政策應是大概率事件。盡管歐元和日元的國際地位不及美元，但依托龐大的經濟總量，其貨幣政策仍可以對全球貨幣體系產生相當的影響。事實上，日元從上世紀以來就是重要的套息貨幣。并曾是東南亞金融危機背后的重要推手。即使QE退出會減少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歐元區和日本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流動性來源。對許多新興市場來說，這不失為一種可能的風險緩沖。
四、中國有能力承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不利的影響，不會成為新的經濟危機的引爆點。
美國量寬政策導致美元成為全球主要套利交易貨幣，一旦美聯儲退出量寬，將會降低美國國內貨幣供給，提升美國債務收益率，引發美元升值進而提高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國際資本會重新流入美國，大宗商品價格和新興市場資產價格將出現回落，中國等新興市場體也面臨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的挑戰。總體上看，美國量寬退出對中國的影響不是特別大,即使部分國家出現危機，穩健的基本面有能力承受,但挑戰也不容忽視。
1、美國退出量寬對中國的影響既有利又不利，會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有利的影響包括：大宗商品價格走低、輸入性通脹壓力減輕和中國美元資產儲備的真實價值增加。不利的影響包括：短期資本流動加劇、人民幣匯率調整壓力增大和國際政策協調難度上升。
2、中國有能力承受美國量寬政策退出的影響。
一是影響不是特別大，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沒有造成根本性的影響。今年1-2月貿易順差達88.9億美元，去年底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仍保持在2.1%的水平，1-3月人民幣匯率雖然對美元貶值幅度達2.64%，但大體上處于均衡水平，從中國匯改以來至今人民幣匯率總體上升值幅度大大于高于貶值幅度，長期來看人民幣不會跌入貶值周期。
二是中國穩健的經濟基本面有能力承受美國量寬退出的不利影響。中國穩健的經濟基本面包括：正在深化全面改革將釋放巨大的紅利，財政金融狀況比較穩健，外匯儲備高達3.8萬億美元，綜合國力和競爭力顯著增強，正處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尤其是中國經濟保持了長達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長，近期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仍可通過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來保持經濟在“合理的上限和下限區間”穩健運行，今年增速仍可保持7.5%左右，這在全球已屬最高增速。從發展勢頭來看，中國有充分的條件實現“十二五”時期年均增長7%的預期目標，中國仍將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引擎。
三是要主動應對趨利避害。其一，堅持和守住穩增長的區間目標的改革導向。當增長壓力過大時，適時推出穩增長的新舉措。其二，保持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加強流動性管理。其三，防止國際資本大規模出逃帶來的金融風險。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和穩定，推進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區間，避免匯率大起大落。其四，適度調整儲備資產的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