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個國家能在經濟內外失衡的環境里靠天量投資保持可持續發展。鑒于金融系統日漸積累的內生性不穩定，如果再繼續依賴債務拉動經濟增長，或將使我國在未來某個時間節點出現“明斯基時刻”：信貸的集體恐慌與市場信心突然崩塌引致資產價格斷崖式減縮。為此，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理應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與有效的執行力來全力實現經濟結構戰略轉型，寧可拿出部分財政補貼承擔轉型過程中增加的成本，也要為經濟轉型清除障礙。
出于對經濟增長下行勢頭加劇的擔心，國務院周三出臺了包括進一步增加鐵路投資、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條件、為經營困難的小微企業提供稅收減免等在內的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攬子支出措施。預計隨著上述微刺激措施的逐漸落實，二季度經濟增長有望企穩回升。
其實，從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政策工具來看，中央出臺的上述穩增長措施是較為自然的邏輯安排。而且鑒于過往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的負效應，預計本次投資規模不可能過大，各級各地政府以及相關市場主體不應放大本次政策釋放的投資效應。
還是回到這些年來一直困擾中國經濟的高難度命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究竟靠什么?顯然，投資是這些年來各級各地政府最為看重的政策偏好，而我國在過往的經濟增長周期中之所以能夠啟動大手筆投資，一方面是拜賜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高積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均GDP不足7000美元的經濟現實所具有的巨大增長空間。換句話說，中國可以適度透支未來增長預期，即便宏觀經濟政策偶爾“脫軌”，所招致的來自經濟系統本身的懲罰也可以被未來的高增長所“對沖”。
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帶病的經濟增長不應成為一種慣性的常態。現在我們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我國在應對前幾年的金融危機期間啟用的積極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盡管成功地避免了類似日本那樣的經濟雪崩，但也付出了極大的短期代價，也承擔了不小的中長期風險。直到今天，宏觀經濟政策不還在為當年過于激進的刺激政策買單么?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候是以犧牲經濟轉型時機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的表面增長的。至于由此帶來的經濟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由于流動性過剩引起的新一輪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系統性經濟風險的上升乃至大規模爆發，盡管一直被市場和經濟學界所警告，但現實世界里，還沒有幾個地方政府官員能真正引以為鑒。
鑒往知來的反思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經濟內外失衡的環境里依靠天量的投資來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鐘情于美國模式的經濟學家們現在終于認識到，美國盡管可以仰仗美元本位來定期向世界輻射經濟風險和轉嫁經濟危機，但在經濟全球化的邏輯框架下，這種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只會惡化本已嚴重失衡的世界經濟，最終使世界經濟由失衡走向失控，美國也不得不為此痛苦地療傷。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不可一世的日本，其過于保護國內市場的重商主義貿易政策抑制了本國市場主體的創新，經濟此后走走停停，積重難返。
中國如今早已不是過去那個隔離于世界的封閉經濟體，而是已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開放經濟體。但在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長的“三駕馬車”中，這些年來卻始終對投資和出口保持高度的偏好。盡管在200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首次壓過了投資，但那并不說明經濟已經轉型，而是由于投資效率遞減的緣故。事實上，去年最終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0%，而投資貢獻率為54.4%，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為負4.4%。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超過消費。我國經濟的投資依賴癥不僅未能解除，而且有再度發酵趨勢。
從國際比較來看，最近十年，美、德、法等國GDP中來自投資的比重保持在10%至20%左右，而我國始終保持在45%至55%的高位;上述國家每增加1億元GDP需要投資1億元至2億元，而我國最近幾年增加1億元GDP，約需投資4至5億元。盡管近幾年來，中央和地方不斷采取措施促使經濟結構向消費轉型，但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農村家庭收入增長緩慢，城市低收入群體困難情況未得到顯著改善，全社會收入差距依然在擴大等諸多約束條件面前，要使量入為出傳統深厚的廣大消費者無后顧之憂地掏錢實在是說易行難。
如今，中國公共部門、消費者和企業的債務之和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已達到230%，而在2008年這一數據為125%，其間，地方債與影子銀行規模的急速擴大，已成了我國經濟的最大風險所在。鑒于在依賴債務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下金融系統日漸積累的內生性不穩定，如果經濟增長再繼續依賴債務拉動，或將使中國在未來某一個時間節點出現“明斯基時刻”：即信貸的集體恐慌與市場信心突然崩塌進而引致資產價格斷崖式減縮。為此，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理應通過系統性政策設計與有效的執行力來全力實現經濟結構戰略轉型，以期將經濟增長的下一個周期建立在結構均衡的邏輯起點上。
在經濟學界里較為另類的美國經濟學家、金融不穩定論的開創者海爾曼·明斯基早就發出過警告，一國經濟周期反映的不僅僅是實體經濟的毛病，更是金融系統的問題。因為金融部門是經濟體系中最不穩定的。從源頭來看，這種不穩定是內生性的，無法根除，而金融業的內在不穩定性終將演化為金融危機，進而拖垮整體經濟。盡管明斯基主要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研究樣本，盡管他的所謂“明斯基時刻”不斷被人質疑，但無論是美歐經濟還是中國經濟，都確曾出現過從流動性泛濫到流動性瞬間枯竭，進而對經濟系統帶來巨大不確定性的現象。顯然，真實世界里，誰也無法確定本國經濟就一定不會出現“明斯基時刻”。
中國盡管尚未出現由于信貸的集體恐慌與市場信心突然崩塌而引致資產價格斷崖式減縮的嚴重經濟問題，但殷鑒不遠，風險切勿低估。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系統性政策設計與實現經濟結構戰略轉型的過程中，必須徹底摒棄資源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范式，盡早將經濟由不可持續、不均衡的資本與外需驅動的發展軌道，切換到依靠技術與消費驅動的內生性規模報酬遞增的發展軌道上來。而作為配套支持條件，有關職能部門也該切實改變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解除各級各地官員的GDP情結。說得更徹底些，寧可拿出一部分財政補貼來承擔經濟轉型過程中失業率增加的成本，也要創造條件為經濟轉型清除障礙。